郭建宁，1990年于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招生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主要讲授课程有“中国现代哲学史”、“建国以来重大哲学论争问题评析”、“文化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主要著作有：《艰辛探索的哲学轨迹——1956至1966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问题透视》（西安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中国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现代哲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十年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与争鸣》（主编，百花洲出版社2008年版）；《当代中国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八十多篇。
    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与建设工程重点编写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吏”课题组主要成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着重强调的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密不可分的，离开实践这个主渠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具有时代性，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具有民族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相结合，使之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民族性，就是实践特性、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三位一体、有机结合与完整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时代化和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毫无疑问是主题和基础。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在讲民族性时要把握时代特点，在讲时代性时要体现民族特色，使之在实践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总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时代化和民族化。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开拓创新，体现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途径和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鲜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结合、融合、磨合、整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观念形态转为实践形态的过程。认真回顾、总结、梳理、反思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验教训、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向，对于推动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这一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以往的研究在社会条件、阶级基础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论述，这里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西文化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激进主义的文化观，梁漱溟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和胡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态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和格局，再进一步的提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确立，并逐渐成为主导呢？从文化根源上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两难选择的产物
    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都陷入了一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架构之中，即对西方文化是要肯定的，在现代化方面他是先生，但是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作为侵略者，又要否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和近代中国的节节败退，屡战屡败，不适应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否定的，但是否定中又有民族性、民族感、民族精神的问题，因此又要肯定。要肯定的又要否定，要否定的又要肯定，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认识的矛盾和复杂背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文化认识的许多命题和悖论，都与这个背景有关。王国维就说过“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问题，前者指的是中国文化，后者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学者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既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遗产又可以被称为吃人的礼教；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既可以是文明的导师又可以是强权、霸权和侵略者。一方面，要享用西方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杜绝西方社会的罪恶，由此产生的可能的结果和合适的出路，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唐君毅语）。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它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反西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正适合了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理。
    （2）两次危机的结果
    所谓两次危机，一是儒学的危机，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使儒学先后退出教育和政治领域。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儒学在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危机。二是西方文化的危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少生灵涂炭，战后的欧洲一片萧条。1918年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稍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也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并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更为严峻的是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竟然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本质，激怒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强权战胜公理，这既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救亡压倒启蒙，又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去信心，使西方路向幻灭。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不难理解了。
    （3）双重挑战的解答
    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着学习西方与救亡图存，实现富强与复兴传统的双重任务和双重挑战。一方面，中国要跟上时代，学习西方的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同时又要抵御西方的霸权。这里的现代性和霸权都来自同一个对象——西方和西方文化，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这对于中国的文化选择来说，正是尖锐、冲突的。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富强，要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又影响传统。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面临困难，既要“迎合西方的现代化而改革传统，又要抵抗西方殖民霸权而复兴民族”①。而这两者也是冲突的，迎合现代性就会削弱抵抗西方的殖民霸权，改革传统又会使复兴民族受到影响。面对如此的复杂局面，如上所述，中国人只能选择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
    （4）选择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
    1919年7月25日，巴黎和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来华，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列宁领导的新兴苏维埃共和国，成为20世纪新“公理”、新文明的象征。于是，五四知识分子由亲西方转向亲苏俄，对西方的幻想破灭，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现代性选择的转折点。
    （5）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以上几点固然重要，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更为关键。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诸如：都对客观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张‘人世’而非‘出世’（从这点来讲，儒家思想距离马克思主义要比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距离马克思主义更近一些。这也是同样是一穷二白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先在中国传播、开花，而没有在印度扎根的原因之一）；都重视社会现实问题，讲究实际和实践，尽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改造社会的手段和目的相去甚远，但都立足于从解决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过去和来世；都依赖人间的实有力量，而不是借助超人间的力量，即上帝鬼神的力量；都强调群体利益，提倡利他精神；都以理想世界为现实行动的鼓舞力量，如传统的‘大同’、‘平均’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①另外，“《周易》的阴阳二元论和矛盾辩证法之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逼上梁山’与阶级压迫导致阶级反抗等等之间的某些联系，自然成为‘结合’的内在契机。”②总之，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文化基础。
    （二）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理论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严复翻译介绍，达尔文进化论风靡全国。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如梁启超云：“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但有形学科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近四十年来之天下，进化论之天下也。”③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此之前，还可以说一句，严复翻译《天演论》，送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上一个世纪之交，严复为介绍西学的第一人。他翻译出版《天演论》，宣传介绍进化论，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次地震，有石破惊天、振聋发聩的效果，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迷恋与崇拜进化论。在当时国力衰微、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严复所宣传的进化论无疑给国人敲响了警钟，激励他们自强保种。一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最大流行语，充塞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进化论成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

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途径和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途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理解
三、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宣传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意蕴
三、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二、防止辩证法的简化和绝对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双重影响
四、关于传统文化继承方法的探讨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
二、文化热与国学热
三、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论十大关系》的当代价值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当代解读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当代思考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的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
二、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
三、建设和谐文化

附录一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进展
一、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成果、新亮点
二、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新思考
三、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途径、新领域
四、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方法、新走向

附录二 民族精神与人的发展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二、人的发展的科学内涵
三、中华民族精神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四、需要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