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br>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维新运动不能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必须用武力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br> 孙中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于190s年在曰：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革命派；康有为的残余势力也逃到曰：本东京，这是立宪派。这两派是中国20世纪初期两大政治势力，各在曰：本东京设了宣传机关。立宪派的机关报是《新民丛报》，其总编辑是梁启超；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其总编辑是章炳麟。<br>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后来组织了一个革命的党，名“光复会”，以排满为宗旨，和同盟会的总纲有一部分相合，因与同盟会合作。章炳麟为《民报》的总编辑兼发行人，和《新民丛报》相对立。章炳麒在东京的时候，有不少革命的留学生和革命者向他学习国学，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中国经学、文学、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都自成一派，称为“章门”。他的著作很多，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为《章太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br> 第一节《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br> 《民报》曾把当时和《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归纳为十二条，称为《（民报）与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br>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br>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br>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br>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br>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br>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br>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br> 在这个文件里，《民报》把革命派与维新派的纲领作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对比。 <br> 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要求的内容和实现要求的手段都是绝对不相同的“维新派主张的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其专制的君主，具体地说，就是清朝的皇帝。他们反对以排满为内容的种族革命，也反对以“民主共和”为内容的政治革命，更反对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社会革命。他们认为“只须要求”，反对暴力。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和革命派对立的。<br> 维新派的主张确是如此说的。当时《新民丛报》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1873—1929）。他在《新民丛报》中，根据康有为的“三世”说，认为进步要有一定的阶段，在行民主共和之前，须先行君主立宪。而且立宪也不是马上所能做到的，还要等待。“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至于社会革命更是他所惧怕的。他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相提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七十五期）他怕的是革命派“利用此（革命）以博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br>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br> 《民报》所提出的十二点是革命派对立宪派所作的批判。在此以前，章炳麟已经以个人名义对于康有为的言论作了驳斥。<br> 汉族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继续存在。这个矛盾从太平天国以后，又激化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汉族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革命武器。章炳麟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较早的一个传播者和鼓动者。<br> 康有为向在美洲的华侨宣传说：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章炳麟针对康有为的论点痛加驳斥。康有为反对排满，主张“不论种族异同，唯计情伪得失”。章炳麟驳斥说：种族异同不能不论，满族和汉族确是不同的民族。即就“情伪得失”而论，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汉人确切是在各方面都受严重的压迫。他向康有为指出：“载湉（光绪皇帝）者，固长素（康有为字）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78页）<br> 康有为的另外一个论点是说，革命必须有很大的牺牲。“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章炳麟驳斥说，革命固然是要流血，但立宪也不是可以用口舌要求得来的。英、奥、德、意以及曰：本，都是实行君主立宪，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是经过血战才能得到“自由议政之权”。章炳麟指出，维新派请求立宪，这是一个笑话。他说：“岂有立宪而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他指出，如果皇帝赐予立宪，还是君权专制，并不是立宪。<br> 章炳麟和当时的革命派初步认识到，在政权转移的问题上没有和平过渡的可能。统治者决不会自动放弃他的统．治。即使在所谓“立宪”中，专制君主放弃了一部分统治权，这也是武装斗争的结果。<br> 章炳麟对于革命的信念是坚定的，他说：“长素以为中国今曰：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曰：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讥，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曰：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华盛顿）、拿（拿破仑）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白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曰：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0页）这是说，人不是在学习怎样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革命，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学习革命。<br> 章炳麟又说：“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1页）就是说，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纲领和政策都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也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可以逐步提高。章炳麟说：“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1页）这就是说，革命的实践对于人民，是夺取政权的最有效的斗争武器，也是提高政治水平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br> 章炳麟又指出，康有为所以主张立宪，因为在立宪中，满人可以借立宪之名，维持满人统治汉人的地位。他说：“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78页）<br> 从阶级的观点看，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半资产阶级、半封建思想，革命派所代表的是全资产阶级思想。从戊戌变法的1898年到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不到十年之间，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的思想已经大变了，原来主张变法的已经成为守旧的了。近代维新进入现代革命，是急转直下的。<br>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br>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讲过，两汉经学中的一个主要斗争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斗争。今文经学尤为突出的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的公羊派。《公羊传》认为，孔丘受天命为王，因其并没有实际的王位，所以作《春秋》以为一王之法，实行这个法的是汉，这就是“为汉制法”。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看，“为汉制法”就是为中国封建社会制法。中国奴隶社会的社会制度行不通了，新的封建社会就要改制。公羊学家用孔丘的旗帜为改制的根据，这就叫“托古改制”。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又要改制了，康有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一种改制。康有为又打出公羊学的旗帜，作为改制的根据。康有为的一系列经学著作都是为戊戌变法服务的。<br> 章炳麟的《检论》是他早年鼓吹革命的《煊书》的修订本。《检论》第一卷也先谈到种族的问题，但是到第二卷就转入经学的问题了。章炳麟特别反对今文经学所主张的儒家经典是孔旦创作之说，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以《春秋》为例说：“《慎子》曰：：‘《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庄生亦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志者，古文识字，其字诂曰：：史，记事者也；事，职也；职，记微也，识常也。微为徽号，常为旗志。故志者，史官所记当世徽号，谓书契图象之属矣。事亦从史，而义为记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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