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平民圣人
墨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在我们看来，他既不像孔予以贵族自居，摆圣人的架子；也不像庄子珍视自由之身，做一个洒脱逍遥的隐者。他坚持平民的立场，勇于牺牲自己、拯救世人，他是不亚于耶稣的一位东方圣哲。
当今的社会，贵族出身成为炫耀的资本，小资情调成为时尚的象征，而草根阶层则逐渐被人遗忘。作为一位平民圣人的墨子，自然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贵的没落、贤的兴起的春秋战国之际，墨子立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为榜样，成为当时颇为有名的北方圣人。
一、贵的没落
墨子的生卒年代至今未有定论，这种疑问自司马迁时就已产生。《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汉书·艺文志》也只是大概地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街传注》稍微确切一点：“公输盘、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对此，近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讼纷纭，奠衷一是。但是认定孔子活动于春秋末期，墨子活动于战国初期，基本是各家的共识。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牛耕的使用和铁器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加剧了贫富的对立，“贵”的投落和“贤”的兴起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所有这些都构成墨子出生的时代背景。 春秋末期，和牛耕有关的记载出现了。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犁字牛（见《论语·颜渊篇》注）。按中国古老的习惯，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不仅有名，而且有字。《说文》中说：“字，乳也。”叙云：“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也就是说，字是从名的含义中衍生出来的，二者的意义是相关联的。当时人的名字已有牛、犁、耕的字样，说明牛耕在春秋末期已是社会上引人注意的现象。
铁表具的出现，比起牛耕，对农业生产力有了更大的推动。有了铁农具，就能进行深耕，使过去不能开垦的土地开垦出来。当然，铁农具的使用和耕牛的使用，是相互关联的，只有使用畜力，特别是耕牛，才能更好地发挥农具深耕的效力。《国语·齐语六》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及耕，深耕而疾援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镩以从事于田野。”由此证明，当时铁农具已经出现，深耕因此有了必要的条件。从牛耕、铁农具的使用来看，春秋战国之际是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赋税制度受到影响。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亩征税。按亩征税的结果，使贵族土地的所有权更加确立，更为鲜明，农民对于自耕的小土地所有权也逐渐确立。春秋战国之际，在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一部分贵族在斗争中失败，下降为自耕农民。一部分军功人员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一部分商人和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成为大土地所有人。这样贵和贱的对立逐渐变为富和穷的区别。
对于贵族世代相袭的特权，墨子进行了抨击。他在《尚贤下》篇中说：“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而能者也。”在墨子看来，贵贱是靠血缘关系划分的，所谓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是“无故富贵”的，这是“非学而能者”。这些人不具备治理国家的知识和才能，使用他们治理国家必然导致国家的混乱。
二、贤的兴起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不学无术、以土地收益为生活基础的氏族贵族，正日益失去它的生命力和活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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