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来德（J.F.Billeter），1939年生于瑞士巴塞尔，干日内瓦大学法国文学系毕业后在巴黎学中文，1963至1966年在北京留学，1964至1966年在北京大学学中国古典文学，后又在京都、香港、巴黎深造。从1972至1999年任日内瓦大学讲师、教授，创立了中文系。
　　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论中国的“阶级身份”》，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有《受非难思想家李贽》，美学方面的著作有《中国书法通论》，哲学方面的著作有《庄子四讲》及《庄子研究》等。其著作和学术论文均用法语写作。
　　宋刚，1972年生，成都人，先后就学于广州外国语学院、巴黎第一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现于巴黎第七大学从事庄子研究。译著有《道德奠基》、《梅洛一庞蒂传》、《解体概要》等。

　　《庄子四讲》是一本由瑞士汉学家毕来德撰写，面向西方读者介绍庄子思想的小书，自2002年在法国以法语出版后，印刷多次，在西方汉学界和普通法语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庄子四讲》跳出了自郭象以降的庄子解释传统，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想，提出了以“机制”等概念理解庄子的新思路，对《庄子》原典做出了独到的阐释。《庄子四讲》中文版的问世必将有助于中文读者进一步了解一种新颖的庄子思想的西方解读方式，实现真正的双向交流。

　　第一讲  运作
　　《庄子》可以有百种读法，但原则上只有一种是好的，就是能够准确把握作者赋予他作品及其各部分全部意义的那种。笔者就是试图接近这样的解读——首先是因为它应该是最有意思的解读，其次是因为这是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学者们不朝这样的目标努力，则始终无法整合众人的力量，一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因此，笔者的态度是有别于许多汉学家的。他们仿佛彼此心照不宣，久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所谓《庄子》一书，其文本如此艰深，其传承状态又如此疑云重重，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更是离我们非常之遥远，所以企图确切理解它，非为天真即属妄想。在他们看来，千百年来无数注释、衍义、解说又附加其上，而这些注解本身也都晦奥难通，所以障碍已呈不可克服之势。其实大家之所以如此众口一词，恐怕是因为这样的观念，让人大可不必细读文本，尽可以人云亦云，生套些陈词滥调，或对《庄子》随意诠释解说，也不必担心遭到别人的反驳。
　　我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一成见。我采取的作法不是试图提出一种特定的解读，而是要陈述自己是如何去尝试理解庄子的，一方面要阐明我自认为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面也坦承自己遭遇的疑惑，以及自己还在追问的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够让读者了解到，当我们本着一种既严谨又大胆想象的精神去研读这一文本的时候，能够有什么样的发现。
　　我的研究是这样开始的。有好些年，我翻译了《庄子》的一些段落，这既是出于对翻译的喜好，也是因为想与一位朋友讨论这些段落的思想内容。在这样断断续续的翻译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原作之高明，不只是高明于西方汉学家的各种译本和所做的各种诠释，也高明于中国历代文人及现代学者的诸种阐释。从此，我对《庄子》原文的兴趣日增，同时，对这些二手资料则越来越产生了戒心，导致我最后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研究议题：一是《庄子》本身，二是人们长期以来对它施以的种种简化、歪曲或挪用。
　　这里我得补充一点：我的研究，假如不是始于翻译，而且一直把翻译列为最终目的，就不会是它今天的这个样子。因为没有任何研究方法，任何学术规范会像翻译那样迫使我们如此全面审慎地考量一份文本的所有特点，包括它的架构、节奏、语气，等等，——而这些也都一同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原文与其对应的法文文本之间的多次往返、多次对照是逐渐显现文本含义的最有效的方法。我甚至认为，一种不曾经历翻译之考验的诠释，必然是主观而片面的。
　　到目前为止，西方汉学家大致是以四种方式来研究《庄子》的。最常见的是借鉴传统的中文注解来翻译、评注《庄子》。另一部分人则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宗教史人手，对传统评注加以更新或是精致化的研究。还有的人则偏重于文本的考据学研究，他们大多只关注文本的传承、来源以及真伪等问题。最后一些研究者则试图将《庄子》当中某些提法与西方某哲学家，特别是当代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加以类比，由此构织新的论述。
　　这些方法尽管都是有用的，却始终让我感觉稍欠人意，只是很长时间也看不到别的可能。后来有一天，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庄子》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它，至少它的一部分，乃是一位哲人的作品。我所谓的哲人，指的是这么一个人：一，他进行独立思考，而且是根据自己对自我、他人及外界的亲身体会进行思考的；二，他注意参考在他同时及在他以前的别的哲人的思考；三，他对语言的陷阱又有敏锐的感悟，因此十分谨慎地运用语言。
　　这一想法在我面前开辟了新的视野。我自己对这样的哲学活动有兴趣，这在庄子和我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原则上的平等关系。他既然根据他的亲身体会进行独立思考，我既然也愿意这样做，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交会：他的经验与我的经验，必然或多或少有彼此印证之处。由此我便得出了自己的第一条研究原则。每次要去研究《庄子》的一段文字的时候，我首先要问自己的，不是作者在推演一些什么概念，而是他在谈论哪种具体的经验，或是共通经验中哪一个方面。
　　我的第二条研究原则是在维根斯坦那里找到的，更具体地说，是他在下面这段文字。他在《纸条集》当中写道：“我们在此遇上了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典型的现象。可以说，难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在看起来只是答案的入门阶段里辨识出答案来。……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期待的是一种解释，而看不到描述已经是困难的答案——当然要给这一描述它应有的地位，要停留在这一描述上，不再试图超越它。——难的是：停。”维根斯坦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过这一想法。在他最后的手稿中，他是这么说的：  “早晚要从解释回到描述上来。”在他后期的哲学当中，他就是这样，对一些最基本的现象耐心地、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描述的。这也是他后期的笔记会显得如此令人困惑的原因：他是以高度的注意力观察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亲近”或是“几乎当下”的现象。
　　而我有一天意识到了，庄子在我最熟知的一些段落当中，也是这样做的。我前面已经认定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首先关注自己的亲身经验的人。而我现在发现，他是在描述这些经验，而他的描述非常精确，非常精彩，也一样是描述“无限亲近”与“几乎当下”的现象。这又为我打开了新的途径，可以依靠这些描述去理解庄子的一些核心思想，而由此一步一步走进未能理解的区域。
　　维根斯坦说，要停在描述上。这意味着两点：一是要放弃我们日常的活动，转而全心全意地检视我们眼前的或是甚至离我们更近的现象；二是要以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花足时间，找准词汇，抵御话语本身的牵引，强迫语言准确表达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且只是表达那些。后一点则要求对语言有极高的驾驭能力。而维根斯坦和庄子，虽然如此迥异，却都是出色的作家，这绝不是件偶然的事。
　　下面就是《庄子》当中这类描写的一个范例。这是书中第三篇《养生主》里的一则对话。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与庄子同时代的魏国君主文惠君，另一个是他的一个屠夫——一个庄子想象的人物形象：
　　庖丁为文惠君解一头牛。他或手触牛体，或是以肩膀顶住牛躯，或是双腿立地用膝盖抵住牛身，都只听哗哗的声响。他有节奏地挥动牛刀，只听阵阵霍然的声音，仿佛是在跳着古老的“桑林舞”或是在鼓奏着“经首曲”。
　　文惠君叹道：“佩服！技术居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您的臣仆我所喜好的不是技术，而是事物之运作。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满眼所见都是一整头牛。三年以后，所看到的就只是一些部分而已。而到了现在，我只用心神就可以与牛相遇，不需再用眼睛看了。我的感官知觉已经都不再介入，精神只按它自己的愿望行动，自然就依照牛的肌理而行。我的刀在切割的时候，只是跟从它所遇到的间隔缝隙，不会碰触到血管、经络、骨肉，更不用说骨头本身了。（……）在碰到一个骨节的时候，我会找准难点，眼神专注，小心谨慎，缓慢动刀。刀片微微一动，牛身发出轻轻的‘謋’的一声就分解开来，像泥土散落掉在了地上。我手拿牛刀，直立四望，感到心满意足，再把刀子揩干净收回刀套里藏起来。（……）”
　　我只引用了这段文字的一个部分，因为我目前只关心文章开头的那段描述，也就是庖丁对他自己学习过程的描述。
　　庖丁对文惠君说，在他刚开始做解牛工作的时候，“所见无非全牛者”，满眼都是那一整头牛。面对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他只会感到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之后，最初这种主体与客体间的对立状态发生了变化。经过三年的练习，他就“未尝见全牛也”，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部分了，也就是那些在切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庖丁已经灵活了，开始战胜客体对他的对抗了，他所意识到的已经不再是客体对象，而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活动了。最后，这一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中文版序
原序
第一讲 运作
第二讲 天人
第三讲 浑沌
第四讲 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