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事关“存在”的自然哲学之外，智者更是重点批驳了和现实生活极为密切的政治、伦理领域的那些所谓普遍有效、神圣的理性政治律、道德律，强调它们都是为维护某种可以感受到的利益（或是相互妥协的必要共同利益或是强势力量的利益）而人为约定的，不是“自然的永恒的”，宣扬本性的人——“自然人”——“没有任何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只有感觉和利益标准，不存在普遍有效、永远正确、亘古不易的伦理条例、伦理概念，传播并践行与个人本位相适应的功利主义、伦理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
苏格拉底更为决绝地否弃了与人生存意义不大的自然哲学，进而和智者派一道“突破了古代早期形而上学形态（自然哲学）进入实践哲学领域”。然而，与智者们根本不同的是，他恰恰是以理性主义者的角色来关注伦理、政治的，坚决反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功利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苏格拉底认识到，关于政治、伦理的理性知识也必然如爱利亚派主张的那样，是概念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感性的、充满暗示或诗意的语言上升到科学的概念，从中剥离出作为普遍尺度（逻各斯）、道德真理的“语言”，不能像爱利亚派那样仅仅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了事，以致不能有效应对智者派的攻击。
苏格拉底为此重新发掘并借重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发明了“问答法”或“精神接生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概念无须人制造而是需要人发现：概念早就存在在那里，它只需要人们从它隐藏于其中的个人经验和意见的外壳中解脱出来。”问答法就是剥离个人经验和意见外壳的有效方法，“在相互思想交流中一定会找到共同语言；（对话论辩）是通向（逻各斯）的道路”。存在于爱利亚派那里感性经验、意见与科学概念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这样被消解了。显然，苏格拉底在借重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同时，对之进行了重大改造，剥除其神秘成分，使之符合严密的逻辑程序，或者说，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已经开始从逻辑程序来寻求普遍永恒的逻各斯，以避免巴门尼德批评赫拉克利特的“存在”难题。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