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访谈
阳 敏
城市和农村的不同选择
《南风窗》：毋庸置疑，早期的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开头。在您看来，农村大包干的实质是什么?它所起到的制度变革的意义又在哪里?
温铁军：大包干的结果，是传统的恢复。我曾经多次讲过，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其财产和分配关系则是“土地均分制加定额租”。至于报刊杂志怎么宣传，我不过一介穷儒，大可不必去考虑，只是应该尽责地把问题的实质讲清楚。
不过，在80年代初期，出于回避意识形态制约的需要，确实不能直白地说这样的大实话。在杜润生老先生90寿辰的座谈会上，陈锡文回忆起他1984年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时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向杜老请教，为什么文件语言非得这么拗口？杜老告诫他，中央文件上这种对于大包干的表述，“少一个字都是要掉脑袋的”。
大包干在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的这种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变成了两亿农产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自己社区的土地。其实，这恰恰是“起点公平”的自由主义改革核心理念的体现。如同土改一样。是使得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改革。
《南风窗》：上世纪80年代常讲改革也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实上，农村的改革经验对城市改革有借鉴意义吗?
温铁军：当年胡耀邦总书记在分析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曾经主张“包”字进城，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改革其实是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当年，城市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之中很多演变成少数人获取企业资产收益的“权力承包”。
早在1998年我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纪念改革20年的整版文章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揭示过了：农村改革这所以成功，在于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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