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季社会背景
一 明代局势概观
在十三世纪后期至十四世纪前期，我国曾为元朝蒙古贵族统治了约有一个世纪，人民受到蒙汉统治阶级的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激起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明太祖朱元璋以农民出身，起兵濠梁（安徽凤阳），驱逐了元朝统治者的残暴势力，恢复了汉族的统治，在公元一三六八年，奠都南京，建立了明朝。到了他的儿子成祖朱棣，用武力夺取他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迁都北京，把北京重新建设起来，成为全国的首都。那时明朝版图，非常的广阔，东北到建州以北的奴儿干都司所辖的地方，就是现在库页岛一带，东南到安南边境，北方越过沙漠，西边接连哈密（新疆一带），可以与西域诸国交通，现在我国西南边境上各少数兄弟民族的地区，也设立了行政机构。祖国历史上重新出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大帝国。
中国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少数人篡夺了革命的果实，作为他们称孤道寡的工具；朱元璋虽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未能超越历史时代的局限。他获得政权之后，就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为了巩固其统治政权，不得不在社会秩序安定不久的情况下对于农民有所让步，实施了保障农民能在安定环境下进行生产的措施，并积极屯田，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减轻赋役，以恢复元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因之，明代初年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措施，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是起着进步作用的，我们从下面所举的事实，就可以看出：
甲、农业生产的增进 明太祖朱元璋攻克金陵之后，首先就解放了受蒙古统治者与江南大地主所迫令为农奴的人口，并严禁奴婢买卖，使大批的劳动力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因而对社会的生产起了有利的作用。这一措施当时虽然只局限于滁和一带很小的区域，但可以认为是明太祖政治设施的起点。又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负责办理兴修水利的工作，开辟元末荒废的田地，同时还兴立屯田以养军的制度；及至统一中国之后，更采取对于农民让步的各种政策，如奖励开垦，进一步兴修水利，推广种植棉花，发给农民种籽等；至于免租减税（每年赋役的额度不过十分之一），虽然主要地有利于地主阶级，但农民多少也减轻一些担负。明初政府的用度非常节省，以七分作经费，以三分作存积，国家的经费经常有剩余，因而国库充裕。
乙、手工业的发展 明初解放劳动力的政策，不但对农民有利，而且对手工业者也有利。元代的统治阶级为了享受，拥有大批类似奴隶的工匠，这些工匠，是为蒙古统治者制造奢侈的消费品而操作，完全丧失独立经营的自由。明朝统治者一面把他们从奴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面又对他们加上新的束缚：例如明朝政府设立“住坐”和“输班”的制度，规定匠人每月服役十天，称为“住坐”；不上班服役，每月罚银六钱，叫做“输班”；后来又发展而为“轮班”，就是按京师各衙门的需要，规定各种工匠到京师来服役的班次，有五年、四年、三年一班的，也有一年和二年一班的。他们的报酬是“成器若干，廪饩（工资）若干，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精粗美恶亦然”。这种制度，“匠户”虽然还负担着苛重的徭役，但他们除了给统治者服务以外，已经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为自己工作，成为半自由的手工业者。因此在元代流传下来的西域的手工业技术，也经过提高了劳动情绪后的手工业工人进一步研究，得以广泛的流传，促使明代手工业有了较前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在广大农村中的手工业和“匠户”的技术结合起来，由家庭的手工业逐渐而为初步专业的分工。因之那时许多手工业如纺织、炼铁、印刷、陶瓷、造船等等，在技术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而且手工业的制造品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山东益都的玻璃，江浙的丝织品，各有大量的出产，这都不是个人或家庭副业所能胜任的，手工业已经离开农业而独立发展，逐渐向工场手工业过渡。
丙、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明太祖在建立政权后，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采取扶助政策：例如废除杂税，规定商税三十取一。这些措施对明代商业的繁荣，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明代中叶，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经济也很快地得到增长，全国出现了若干商品生产的中心城市：如出产丝织物、棉织物的苏州、松江和杭州，出产瓷器的景德镇，以及出产玻璃的博山等。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促使城市经济也迅速繁荣起来。在明朝，全国共有包括北京和南京在内的三十三个大城市，尤其如北京、苏州、杭州和成都等城市更为繁荣。这些城市不但是商业的都市，而且是文化的中心，印刷业也非常发达。加之在永乐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使海外贸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展。因之明初以来的社会经济，不但恢复和增进了农业生产，而且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中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以上所说的各方面来看，明朝在祖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
就整个的明朝统治时期来看，由明初到宣宗瞻基（公元一三六八－一四三五），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的安定，阶级矛盾的缓和，人民得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可以说是全盛时代；然而这个时期，也不过六七十年，便由盛极而渐入衰微。
从英宗祁镇到穆宗载重（一四三六－一五七三）这一百三四十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引起了统治阶级无厌的追求，极尽穷奢极欲的能事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更趋于残酷。在英宗十三年（一四四八）就引起福建沙县以佃农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称铲平王、设官属，党数万人，陷二十余县，东南骚动”。虽不久为明朝统治者镇压下去，但统治者与农民和小手工业工人以及市民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动荡和不安已揭开了序幕。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宦官王振秉政专权，屏斥正人，鼓惑皇帝，政治废弛，边境不修，致由历朝对外侵略所引起的边患，更无法解决。
明朝的外患首先是北边的蒙古。明太祖、成祖不止一次出兵把蒙古部族驱逐到漠北。虽然解除蒙古贵族入侵的威胁，在当时是有其必要的，但自此以后明朝对蒙古却继续发动战争；最显著的是永乐帝五次出征，竭尽了人民的财力，增加了人民的痛苦，不过仅能促使蒙古部族内部发生分裂，成为鞑靼和瓦刺两个部分，一时的削弱了它的力量；然而他们还是拥有相当的实力，明朝始终没有能够把蒙古高原划入帝国的版图。我们知道用暴力来征服其他民族，只能使其暂时屈服，但在民族压迫与不平等待遇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巩固和持久的。只要侵略者内部发生矛盾，国力发生动摇，便不可能制止外族的报复。因此，当明朝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极端黑暗，无暇顾及边防时，蒙古就乘机进扰。在一四四九年（英宗祁镇正统十四年），瓦刺便侵入长城以内，英宗“出征”，在土木被俘，这就是所谓“土木之役”。这时由于于谦等保卫京师，极力抵御，才使明朝的统治政权，免于倾覆，外患得以暂告平息。到了世宗厚熄时，由于阉党的专权，政治更为混乱，所以外族侵扰的次数较前增多。这时瓦剌虽然西迁，但北方的鞑靼却又强盛起来，不断地入边侵略。而东南各地的走私奸商与倭寇勾结，扰乱沿海地方，成为明代严重的祸患，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害。
明代中叶的外患频仍，业已如此，而明朝腐朽的统治者，自英宗以后，丝毫不思振作，对边防不但不知戒备，相反地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阶级扩大剥削的欲望，更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皇族和官僚地主不仅大量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农民迅速破产；同时还任用宦官到处去征租收税，摧残江南初兴的商业和手工业。尤其是荒淫昭著的武宗厚照，游幸无度，穷奢极欲，宦官们的专恣骄横，残酷勒索，使人民不堪其苦，因此引起了黄河南北以及西南湖广一带的农民暴动，加速了明政府的危机。这样，明代的中叶，可以说是仅能维持其统治的时期。
从神宗翊钧到思宗由检，明帝国已经由衰微逐步趋于崩溃。明代的社会矛盾，到这时更加显著和深化。万历初年，张居正柄政，整理赋税，实行“一条鞭”法，把赋税、徭役和杂税合而为一，按亩征收银两，田赋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表征着这时的社会经济仍有相当的发展；同时他对于边防，也很注意，《明史·张居正传》中称道说：“边境晏然”，说明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但为期很短，自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年之间，对外则屡次用兵，内部则帝室笃信道教，奢侈浪费。明朝政府为了弥补庞大的用度，不得不加紧聚敛，除了地租赋役以外，更施行严重打击商人的商税。首先在北京崇文门设立钞关，征收从河西务人京的货物税，分设了十余处税卡，每年规定税额为四十万两，并在“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而税吏更乘机勒索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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