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迷信“公开的南北和会”，继续迷信公开的“各省会议”能解决时局，实现统一。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愿望的结果？不满足便争，如果人民像胡先生所说，“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方法对付他”，他们党不争了，然而各大军阀又肯容忍吗？不容忍，还不是一样地要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办法么？与其这样弯曲（但这还是我们替胡先生推论如此，他并没有这样坚决主张），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这不又是胡先生缺乏革命精神的明证么？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br> 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使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只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br> 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胡先生偏认在此列强均势之下有利可图，漠视北京东交民巷所牵线的英美派外交家，竟认其为“好人”。信美国政治家（即美国帝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可亲，特跑到代新银行团游说，鼓吹限期借款的美顾问芮恩施家讨论宪法问题。张作霖明明已是日本的爪牙，英、美的政府又正向直系军阀暗送秋波了，而胡先生竟还赞成“由政府公开地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帮人的战祸”的主张，还以为这是“最大胆的”计划。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气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br> “没有好社会，哪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哪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干”的一声，连环解了！这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努力歌”，但是我们竟不明白这位哲学教授指示人“干”的地方究竟在何处下手？然而他却说了“从下手处下手！”这样的笼统话，能令我们满意么？<br> 胡先生又曾宣誓说“各行其是，各司其事”，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十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br> 因此我们乃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的“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br> “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这也是胡先生说的，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然而绕了这些道儿，迷惑了民众多时，这是何等地不经济！<br> 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胡先生答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于我们的主张，只能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到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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