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叫胡同的胡同<br> 凡是到过北京、走过胡同的人都会发现，那么多并非交通要道的普通小街小巷，名字未必都叫胡同，有的叫“街”，像成方街、柳荫街、半壁街、外交部街；有的叫“巷”、像南柳巷、木料巷、安平巷、千福巷；有的叫“道”，像京畿道、马场道、大学夹道、养蜂夹道；有的叫“路”，像礼士路、板章路、万明路、留学路；有的叫“里”，像巨得里、旌勇里、福寿里、安居里等。<br> 然而，在众多的胡同里，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条”。比如西四北面，有西四头条至八条；南城东面，有草场头条至十条；南城西面，有棉花头条至九条；朝阳门外，有南营房头条至八条；颇具名气的，有大栅栏商业区的廊房头条、二条等。<br> 胡同被叫做“街”、“巷”、“道”、“路”等，都还算贴切，若是叫个什么“条”，实在有些难以理解。<br>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br> 北京人说话除了儿话音多，还喜欢“缩略”，用北京话讲，叫做“吞字儿”。比方西单这个地方是北京城里的繁华地段，如今人们叫惯了，很少去琢磨那名字的含义。其实，西单的完整含义，应当是“北京城里靠西面那个有一座牌楼的地方”。早先在那里的确有过一个很大的牌楼，可算是十分明显的地标，北京人说话的时候把那句子里能省的字词全省了，就剩下“西单”两个字了。<br> 由此可知，那些“条”，其实原先有不少也叫“胡同”，只是后来的人们为了图省事，索性去了“胡同”二字，“一、二、三、四”地排了下去。如此变革，看上去规矩了，却丧失了原有的特点及个性，显得有些索然无趣。<br> 在这些以“条”命名的胡同中，数量最大的是东四路口东北方向的那些“条”，它们居然从“东四头条”一直排到了“东四十四条”，应算是“条”中的“大家族”了。<br> “东四”的含义应当是“北京城里靠东面那个有四座牌楼的地方”。缩短些，就是“东四牌楼”，再次浓缩便成了“东四”。以“东四十条”为例，便是“北京城里靠东面那个有四座牌楼的地方的第十条胡同”。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为“东四北十条”，不过东四周边再没有以“条”命名的胡同了，那个“北”字自然也就省略了。<br> 牌楼是北京旧城街巷路口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也叫牌坊，简称坊，本来是当做街门用的，后来变成了装饰性的建筑。当年，东四路口真的有面向四方的四座高大牌楼，有人说是建于明代正统年问，还有人说是建于明代永乐年问。四座牌坊上各有坊额，东面是“履仁”，西面是“行义”，南北皆为“大市街”。<br> 翁立先生曾经提到：“经实地勘查，现今东四北的几条胡同，正是元朝胡同的规模。”也就是说，东四路口东北方向这一片以“条”命名的胡同，无论走向还是宽度，还大致保留着它们初始的模样。<br> 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可以看到，元朝时期这一带属寅宾坊和居仁坊，具体的胡同名称未曾标注；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属思诚坊和南居贤坊，已经出现了“东四头条胡同”至“东四四条胡同”，另有资料说，这四条胡同的名称在明朝嘉靖年问便已出现；清代乾隆年问，此地属正白旗，自“东四头条”向北一直扩充到“东四十一条”；20世纪初的宣统年间，原先的罐儿胡同成了“十二条”；到了20世纪60年代，北面的汪家胡同、船板胡同也被收编，成为“东四十三条”和“东四十四条”。<br> 在这14条胡同里，变化最大的是东四十条。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条原本十分普通的小胡同越拓越宽，如今已经成为平安大道的组成部分，从而把东四的“条”分割为南北两片。而东四十条南面的那9条胡同更有说头。<br> 这9条胡同里的“老大”，自然是东四头条。有趣的是，它不仅是这些胡同中最短的一条，还是一个死胡同。<br> 看看早先的地图，明朝的时候，东四头条是一个拐弯的胡同。那时它比东四二条还长出一段，由西向东，在延福宫东侧转向南行。至于它为什么会半截拐弯，则不知究竟：胡同东面是一片空白区域，使胡同无法向东延伸。到了清代雍正年问，这一片“空白区域”成为第二代怡亲王弘晓的府邸，历经数代，至同治年问变作孚郡王的府邸——孚王府。这位孚郡王(后来封为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九个儿子，所以孚王府也叫九爷府。九爷一生碌碌无为，这府邸却规模宏大，其布局完全符合《大清会典》中对王府形制的具体规定，是清代王府的典型建筑。<br> 20世纪60年代，孚王府的西面新建了外交部大楼，东四头条被截去了一大段，从此变成了死胡同。<br> 由于孚王府的存在，东四二条同样是个半截胡同，不得不中途掉头向北，插入东四三条中段去了。<br> 从东四三条至东四九条，都是东西贯穿的完整胡同了，但其间地形仍有变化。东四五条就有些调皮，中间拐了几道弯，还带出铁营南巷等枝权胡同。<br> 除了铁营南巷，在东四头条至东四九条之间还有不少小胡同忽隐忽现，使东西走向的主干胡同得以横向贯通，形成有趣的联系。这些小胡同的名字在表现出某些地形特点的同时，也保留了历史演变的痕迹。如月牙胡同，确是那样小巧的一弯；板桥胡同、石桥胡同、流水巷，说明这里曾有沟渠。<br> 东四地区历史悠久，旧时豪宅名府甚多。由东四四条东口进去不远，路北有所宅院，台阶很高，显得有些特殊。这宅子与1号、3号院原本属于一家所有，主人为清代同治年间当过礼部侍郎的绵宜。绵宜是道光皇帝的本家，属皇室宗亲，因此他的住宅被百姓称为“皇帝的叔叔家”。别看这宅子的院门不算大，里面却有三层院落，格局十分规整。<br> 与绵宜宅相比，东四六条的崇礼宅更具盛名，它是北京城里唯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私人住宅。崇礼是晚清大臣，光绪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他是个碌碌无为的庸才，之所以官运亨通，全仰仗有个富贵女婿，即光绪皇帝的弟弟。崇礼陡然成了皇亲，身价大增，宅子盖得自然非同一般。如今六条的63号和65号院均属崇礼住宅，全院面积阔达一万多平方米。东西各是一个四进的大四合院，后门直通东四七条；中部为花园，有假山、亭阁、月牙河等。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的部下刘汝明购得这处宅院，在重新修茸的时候意外掘出大批金银珠宝，其价值远远超出购房的支出。有了这笔飞来横财，刘汝明修宅的劲头更大，使其华丽程度更不寻常。据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平时，冈村宁次便把这里作为自己的住所。<br> 在距崇礼住宅东面不远的地方，如今的128中学所在地，还曾有过一座名府，即北洋军阀徐世昌的住宅。徐世昌在清末曾任邮传部尚书直至内阁协理大臣，1909年住进此宅。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原先大门在流水巷，护卫森严，要通过空中的过街楼才能进入院内。1922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4年后下野寓居天津。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多次上门，威胁利诱，想让徐世昌出任伪职，均被拒绝。后来，徐世昌索性闭门谢客，直至1939年病逝。徐世昌在东四六条居住的十几年问，正是中国经历重大变革和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他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br> 东四六条也住过一个名人，他就是沙千里。<br> 1936年11月，由于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7人被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当时，他们被国人尊称为“七君子”。七君子被捕后，全国各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宋庆龄甚至以“国母”身份要求与七君子一同坐牢。一时间，国民党政府被搞得焦头烂额，无法应付。此后，发生“七七事变”，抗日的呼声响遍全中国。1937年7月31日，法庭只得匆匆判决，将七君子释放。<br> 抗日战争中，沙千里积极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工作，他的政治身份一直到1980年才予以公开。<br> 新中国成立后，沙千里住进东四六条55号院。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82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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