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成长中的红军战士
贫苦鞋匠的儿子
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仍然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幅员辽阔但并不富裕。
在莫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有一个普通的穷村落，名叫斯特列尔科夫卡村。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就在此呱呱落地。
朱可夫的父母都是第二次结婚。在此之前，他们分别都有过一次婚姻，但结婚后不久就丧偶了，没有留下孩子。他们结婚那年，康斯坦丁已经50岁，乌斯季尼娅也35岁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名叫玛莎，比朱可夫大两岁。
父亲康斯坦丁·安德列维奇是个穷鞋匠，终年走城串乡，朱可夫很少能见到他。母亲在一家农场干活，劳动强度很大，但工资少得可怜。由于家里太穷，朱可夫的母亲不得不另外找活干。每年春、夏季和早秋的收获季节，她都在地里拼命干活。秋收之后，她就来到县城，替人把食品及各种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村的商人那里，运一趟能挣1个卢布到1卢布20戈比。
1902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天气格外寒冷。因为收成不好，打下的粮食只能吃到12月中旬，朱可夫一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朱可夫的父亲和母亲挣的一点钱，除去买点盐和面包，再加上还债，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
患难见真情，淳朴善良的俄罗斯人愈是在困难时刻，愈是能够表现出他们乐于助人、无私关爱的高尚品德。邻居们的日子尽管也都不太好过，但是他们看到朱可夫一家的艰难生活，经常慷慨地接济他们，不时送去稀粥或是白菜汤。其实在农村，类似这样的相互帮助并不少见，这充分体现了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优良传统。
收割的季节到来了。朱可夫的母亲对朱可夫说：“孩子，你该学学收割庄稼了。”父亲也对朱可夫说：“你已经长大了，很快就满7岁了，该干点活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你姐姐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垛草。”
朱可夫一直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他去，但是那时候都是去玩。这一次和以前可就不一样了，现在可是去参加劳动。朱可夫为此感到很自豪，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在去劳动的路上，朱可夫看到许多同年的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欢乐与自豪之情。
由于从小就参加了各种劳动，经常干农活，朱可夫的身体锻炼得很结实。更重要的是，朱可夫在劳动过程中磨炼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让他受益终生，对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1903年的秋季一天一天临近了。对朱可夫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和他同年的小伙伴们都在为上学做着各项准备，朱可夫借来姐姐的书，每天都在用心学习认字，也为上学积极做准备。
朱可夫要进的是一所教会学校，位于维利奇科沃村，离朱可夫家有1公里半的路程。附近4个村——雷科沃村、维利奇科沃村、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奥古比村的孩子们都在那里学习。小朱可夫在这所教会小学里刻苦学习，表现非常优异，还上过荣誉名册。
给朱可夫他们上课的老师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这是一个很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不仅为人很好，而且从不平白无故惩罚学生，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因此，谢尔盖深受学生们的尊敬，而学生们也很听他的话。
1906年，朱可夫从教会小学毕业了。上学期间，朱可夫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最后还得到了一张奖状。全家人对朱可夫的学习成绩很满意，朱可夫也为自己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而高兴。
为祝贺朱可夫小学顺利毕业，他母亲送给朱可夫一件新衬衫，他父亲则亲手为朱可夫制作了一双皮靴。
尽管朱可夫的成绩很优秀，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无法再供他继续上学读书。朱可夫并没有因此放弃学习，强烈的求知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比以前更加旺盛了。也许正是这种尝到知识的甜头又无法享受的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促使朱可夫像一块大海绵一样，贪婪地汲取各种精神营养，为自己后来成为一代名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素养。
1907年秋天，已经年满11岁的朱可夫知道，这是自己在家的最后一个秋天，因为冬天一过，自己就要到莫斯科谋生了。大人们整天为生计奔波，母亲经常到城里去替别人拉货，父亲则从早到晚做皮匠活。这时的朱可夫已经很懂事了，主动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
1908年的夏天到了，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每当想到自己快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时，朱可夫就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父亲问儿子想学什么手艺，朱可夫回答说想进印刷厂。父亲听了之后，沉默了一阵。朱可夫看出父亲很为难，因为父亲没有熟人可以介绍自己进印刷厂。后来，朱可夫的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兄弟皮利欣，收朱可夫进皮利欣的毛皮作坊干活。父亲也对此表示同意，因为毛皮匠挣钱多。朱可夫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好处就行。于是这个11岁的男孩子，就被送到他在莫斯科当皮货商的舅舅皮利欣那里当了学徒。
刚开始时，朱可夫干完活后总是感到很累，而且不习惯很晚才睡觉，因为在乡下一般睡得很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朱可夫就慢慢习惯了，并能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很快，一年就这样一晃过去了。
尽管在当学徒工的第一年中，朱可夫遇到过很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但是，他不怕吃苦，勤学苦练，很顺利地学到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不过，朱可夫为此可没少挨打。
掌柜华西里·达尼洛夫是个残暴、凶狠的人，常常因为一点点小错，就会像一个暴虐狂一般，把朱可夫狠狠地打一顿。甚至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地把朱可夫狠揍一顿，而且每次打得都很重，有时打得朱可夫的耳朵一整天都嗡嗡地响。所以，当掌柜不高兴时，朱可夫总是尽量避免遇见他。
有一次，朱可夫实在忍无可忍，就抓起一根棒子，用尽全身力气照掌柜的头上打去。没想到的是，朱可夫这一下就把他打倒在地，晕了过去。当时，朱可夫感到很害怕，以为把掌柜给打死了，就从店里逃走了。后来一打听，朱可夫才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是，等回到莫斯科以后，掌柜向老板告了朱可夫一状。老板不分青红皂白，把朱可夫狠狠地打了一顿。除挨过掌柜、老板的打以外，朱可夫还挨过师傅、女工头以及老板娘的打。
在皮利欣的作坊里干活期间，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徒的活儿又很累，朱可夫仍旧继续学习。他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习，当然主要是晚上和休假日。而且朱可夫参加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的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可夫的手艺越学越好。到16岁时，朱可夫的手艺已经基本学成了。在那几年，朱可夫因为常常往返于莫斯科和他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之间，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是一片到处是树林的平坦地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竟对朱可夫以后指挥作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当时，尽管对社会政治事件的分辨能力不强，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也不深，但朱可夫已经懂得，像《明星报》、《真理报》等报纸反映的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俄罗斯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每次回家时，朱可夫已经能够向伙伴们和农民们讲解一些简单的道理了。
出师之后，朱可夫仍在作坊里工作，但这时他已经住在阿霍特内街的私人住宅里。朱可夫向寡妇玛雷合娃租了一个床位，每个月的租金是3个卢布。寡妇玛雷舍娃有个女儿叫玛丽亚，美貌可亲，心地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互相接触，两人都喜爱上了对方。为了表白爱情，朱可夫向玛丽亚求婚，玛丽亚高兴地接受了。他俩还商量着要结婚。
如果生活就这样下去，朱可夫也许就成为千百万俄罗斯家庭中的普通一人，而他那过人的军事才华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展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使朱可夫与玛丽亚的打算都落空了，朱可夫的命运也由此发生转变。
由于前线伤亡很大，1915年7月，沙皇政府宣布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还不满20岁的青年人都必须上前线。年仅19岁的朱可夫走上战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
国内战争的洗礼
1915年8月7日，19岁的朱可夫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应征入伍了。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既是陌生的又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解手、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朱可夫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令朱可夫高兴的是，自己被挑选为骑兵，分配到预备骑兵第5团的预备步兵第189营。朱可夫一向很喜欢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兵种。同来的老乡们大多当了步兵，他们很羡慕朱可夫。临别时，他们向朱可夫喊道：“康斯坦丁，我们遇到危险，可全靠你了！”
朱可夫很快领到了教练步枪，开始学习各种内务制度和士兵的职责。俄军内的等级十分森严，新兵总是受到老兵们的欺负。朱可夫他们一到，所带的香烟和零花钱都被老兵们“保管”起来了。军官随便打骂士兵，惩戒很严厉。每天从早到晚的训练很紧张，好容易盼到星期天了，但一大早起来，新兵们就被叫去清扫垃圾、打扫卫生，然后擦枪、给长官擦皮鞋，或者被迫干些别的勤杂事务，一直忙到夕阳西下。
大家都有一肚子的牢骚，不吐不快，便想坐下写封信发泄一番。但班长好像猜透了他们的心思，警告说，不得在信里对任何事情表示不满，因为这样的信件要被扣下来并会受到惩罚的。朱可夫和新兵们听后目瞪口呆，这时才真正感到适应士兵生活真不容易。
1906年8月上旬，朱可夫和其他14名同伴被调到了前线的骑兵第10师。当时第10师正驻扎在德涅斯特河岸，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开赴部队的。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他们虽然负了很重的伤急需治疗，但还要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部队让路。朱可夫心中感到有些伤感。
车厢成了一个信息交流、传播的临时场所，朱可夫从那里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的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很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的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名声很坏，常常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士兵的死活；还有的说最高统帅部里有敌军的奸细，这仗没法打。这些消息严重影响了朱可夫的情绪。他一声不吭地回到车厢，深深地体会到：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以及能否与士兵同甘共苦，对军心的凝聚是多么的重要。
到部队后，朱可夫平生第一次经受了战场的洗礼。那是他们到卡缅涅次-波多利斯基下车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敌人的一架侦察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扔了几颗炸弹，然后就飞走了。敌人的炸弹不幸炸死了1名士兵和5匹战马。
到骑兵第10师不久，朱可夫在一次侦察时踏上了地雷，被爆炸的气流从马上掀下来，受了严重震伤，同伴还有2个受重伤的。朱可夫昏迷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后来，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在医院里呆了两个半月。朱可夫是躺不住的人，尽管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特别是听力还很差，但还是要求回到了部队。医院从朱可夫的身体考虑，建议不让他回前线，于是把他调到刚入伍接受训练的骑兵新兵连。这时的朱可夫已是一位获有两枚乔治十字勋章的军士，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军军官被授予的，另一枚则是因为受重伤所受的奖励。
俄国的政治形势在急剧地发生变化。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开始大罢工。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决定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
1917年2月27日清晨，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紧急集合，开到巴拉克列亚城。士兵们对这次将要执行什么任务摸不着头脑，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他们看见公路上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连长们策马向团部疾驰而去。一位高个子的军人走过来，向士兵们大声宣布：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也不再为资本家和地主卖命了；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土地和自由。这位军人在结束演说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士兵们作出了响应，也都欢呼“乌拉！”，并且同示威者们走到了一起。朱可夫很快得知，他的连长和其他军官都被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委员会逮捕了。各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待士兵委员会的命令。第二天来了一位军官，命令连队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全连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连士兵委员会主席。
3月初，有个准尉到连队来向士兵们讲演，讲演结束时要求士兵们支持临时政府，支持继续进行战争。愤怒的士兵们进行了一次表决，表明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5月，团士兵委员会决定把士兵遣散回家，并给他们发了退伍证明书，同时鼓励他们随身带着自己的枪支弹药，以防不测。朱可夫拿到退伍证明书以后得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正在到处搜捕他，所以他不得不在巴拉克列亚城和拉格尔村躲藏了好几个星期。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30日，朱可夫回到阔别已久的莫斯科，这时政权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牢牢掌握住了。在家乡和父母亲团聚了两个月后，朱可夫决定走出家门，投身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去。但不巧的是，朱可夫忽然得了重病——斑疹伤寒，4月又患了回归热，直到半年以后身体才复原。
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如愿参加了红军，被编入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团长是塞米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师长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这是一支十分杰出的部队，朱可夫后来常为自己曾是布琼尼骑兵部队的一员而感动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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