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绘画也是布道<br> 1876年秋，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二十三岁的文森特·凡高走出他任教的那所英语寄宿学校，去到位于伦敦偏僻郊外的里士满镇，在那里，他将给一个卫理公会的小教堂上布道课。当他站在讲台前面，他感到一个迷途的灵魂好像从已经掩埋了他的洞穴里飘浮出来。<br> 布道的内容残留在文森特的书信集里。文森特反复阐述了一个极为普通的信念，这布道不是一个具有卓越说教技巧的范例，然而，他的言辞来自他的痛苦生活，并充满了强烈的感情。他不仅向宗教的集会布道，还向他自己布道，他用的语言是和他绘画中强有力的表现相一致的。<br> 布道所选择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百十九章第十九节：“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不要对我隐瞒你的戒令。”然后，年轻的布道者继续说道：“那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它也是一个极好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历程是一个进行朝圣的过程，我们在地球上是寄居者，虽则如此，然而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我们的父和我们同在。”圣歌的经文对孤独和寂寞作了确认，但是对于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群体，它们立刻被消除了，“我”变成“我们”，而“我们是不会孤独的”。<br> 通过讲道，哀伤作为一个主题被阐述，它被看作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哀伤的”。然而，可以被当作痛苦的哀伤，它实质上是一种伪了装的赐福，是一种被教化出来的品质。“忧伤胜于快乐，”他断言：“通过外表上的忧戚，可以使内心变得更好，因此，一个人如若是忧伤的，他也就总是快乐的”<br> 布道直率地表露了文森特对痛苦、孤独、死亡之存在的认可，但是，通过宗教信仰的媒介，他把它们提升为欢乐、领受、不朽的必由之路。借着忍受，痛苦得以引向快乐，寂寞得以变成友爱，死亡得以通往再生，尘世得以升华为天国。<br> 就像布道中的形象一样，文森特是地球上的寄居者，早在荷兰，在遥远的德伦特乡村，他悲叹命运使他“永远像一个徘徊不已的漂泊者，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既得不到休憩，也找不到食物。”后来，在阿尔他把自己描述得像是一个旅人，在追寻着压根儿不存在的目标。<br> 他的痛苦孤独和作为一个被放逐者的感受，是一个无所不在的阴影，虽然有时候它们消遁了，被驱散了，但是它们依然构成了一道栏栅，将他隔绝于人们的友谊之外。在一群人中间，他觉察到比他快乐的人们彼此间的那种接近感，这更使他的孤独日益加深，并且他又被驱使进一步回到他的自我中去。他渴望和他人亲近，然而他寻找到的却是孤独：这种悲惨的状况尚是次要的，更甚的是当他投身工作之际，那种自我怀疑和令人沮丧的自我贬值又抬头了。一种负罪感，以及对自身价值的怀疑折磨着他，他经常冥想，认为在别人眼里他也许是个坏人和毫无价值的人。因此，人们和他亲近倒成了一种对他虐待和羞辱的威胁。一个传记作者写道，事实上他是凭借自修来获得能力的，并“依靠他自身冲动的激励，保持他与生俱有的原始精力和绝顶聪明的天资。”但是，首先它是从他所需要的隔离感中演变出来的必然产物。<br> 在文森特的故事里，从未结束过他的奋斗，来约束、限制、赞美或否定那扎根至深的忧郁和孤独。在宗教和艺术这两个不同极点中间，他受命于一个目标。带着这种情绪的奋斗不仅塑就了他的个性，而且也激发了他的创造冲动，以及最大限度地决定了他的作品风格和容量。这个年轻人的布道以及他以后大量的绘画都带着同样一种主题，这样的主题显露了他对问题的思索和他为解决它们所付出的努力。因此，他自己写道：“我严肃地对待工作，我不会使自己的作品勉强问世，那样的作品不可能表现我的个性特点。”可以预料，这些主题是一个敏感者对无时无处不在困扰着他的生与死的忧虑所做出的反应。然而，各种力量的汇合，使得文森特受到强烈的推动，并且赋予这些忧虑以特有的语言。很少有艺术家在这样做的时候能成为不朽，并在技巧的创新上显示如此的才能。<br> 文森特绘画生涯中的两个重要的阶段都遵循着与之对应的布道主题。第一阶段的作品创作于1880年到l885年之间，地点是在荷兰和比利时，其倾向是昏灰和阴郁，带着浓重的忧郁和孤独。第二阶段的那些作品是在1886年至1890年之间在巴黎、普罗旺斯、奥弗创作的，其倾向是明亮、多彩和欢乐。有人试图以他和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交游，以及南方阳光的影响来解释其风格从沉郁到明丽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是他自己内心所向往的，这种向往引导他找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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