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母亲龚澎
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
在流亡中降生
1914年10月10日，日本东京湾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在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家里出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她天庭饱满，五官端正，一双明亮有神的眸子就像两颗晶莹的黑葡萄。按当地人的习惯，家里叫她“阿格”（日语：小女孩）。这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龚澎。
她排行老二，上面是比她大一岁的大姨龚普生。根据佛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说法，姥姥、姥爷先为大姨取名“普生”，又为母亲取名“慈生”（又名庆生）；母亲在学生时代改用“维航”；参加革命后，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更名为“龚澎”。
1913年，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成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探索着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我的姥爷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讨伐袁世凯的战役开始后，姥爷在芜湖、长江流域树旗响应，并率先发布《讨袁檄文》：“今数其大罪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他受到袁世凯的明令通缉，1913年深秋，在上海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姥爷、姥姥带着刚满月的大姨秘密藏进一条运煤船的底舱，小船驶到吴淞口后，一家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他们在日本横滨港安全靠岸，全家顺利脱险。
我没能见到姥爷，可从相片上看得出来，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长得很威武很神气。
姥爷龚镇洲
我的姥爷龚镇洲（原名龚镇鹏，1882—1942），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安徽省合肥北乡古溏村人，祖上十四代高祖从江西迁入安徽。
北乡古溏村位于蚌埠、淮南、合肥三市之间，地处江淮交通要道，现今属合肥市长丰县。战国时有楚头吴尾之说，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处。长丰地势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新四军独立团在淮西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历来就是农民运动的策源地，素有“民风刚毅之乡”之称。
龚氏家族在合肥地区是一户大姓，姥爷自幼家境贫寒，家中只有茅屋三间，几亩赖以为生的薄田。太姥爷龚宗瑜平时一边在家中教私塾，一边种田务农。他为人正直，喜好书画,对史学颇有研究，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当年曾是龚氏家塾的学生。
姥爷10岁就帮家里干许多农活儿，和兄长们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所幸的是由于有太姥爷执教私塾，农闲时可近水楼台，接受了“人之初”的基础教育。在家塾听课之余，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受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特别是康梁的维新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开始向往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关注着国家前途和命运。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姥爷结识了当地一批有志的青年，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共谋推翻满清政府之大计。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姥爷到江南将备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
1905年底，姥爷因在江南将备学堂被清政府指为“革命党人”而被捕，经同乡好友营救出狱后，由同盟会安徽分会主盟人吴谷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不久，姥爷到安庆城外参加了李鸿章创建的新军。
1907年7月6日，姥爷龚镇洲和薛哲、倪映典等新军将士参与了安徽省警务督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武装起义,安庆起义失败，清军立即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成员，为防不测，姥爷决定离开安徽。他身上揣着仅有的一元钱，手拿一把雨伞，背着包裹，从安徽出发，翻山越岭直奔保定府，徒步近一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位于直隶省境内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新成立的军校不收学费，却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背景,恰逢本族一位堂兄报名后改变了主意，没有去考场，姥爷便冒名顶替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更名“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这里的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也从此改名为龚镇洲。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姥爷则到安庆讲武堂任教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向各地，担任讲武堂教官的姥爷正在准备响应之时，得知当地清政府驻军将奉命开往南京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姥爷迅速集合数十名士官生，趁黑夜潜入城内，待城外驻军刚刚开跋，便与清江城内守军激战起来，无奈寡不敌众，弹尽无援，姥爷跳入水中突围时不幸被捕入狱。在即将被处以极刑之际，几个属下士官冒死把姥爷从狱中带伤劫出，秘密潜往安庆。这次由龚镇洲领导发动的清江起义打响了苏皖一带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而姥爷的挚友吴谷却惨遭清政府杀害，在其慷慨就义时留下一首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拼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
1911年11月25日晨，孙中山先生从法国马赛港乘船经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正在上海养伤的姥爷和同盟会党、政、军各界人士齐聚码头迎接。后来孙先生专门召见了他，黄兴还把自己夫人徐宗汉的堂妹徐文介绍给姥爷，那就是我的姥姥，不久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取奉薪，唯以北伐”为宗旨，在皖北成立了范鸿先领导的5000壮士组成的铁血军，姥爷担任陆军部第35旅旅长，掌理军务，他作战英勇果敢，被赞誉为“铁血大将军”。
姥爷出身农家，一生淡泊名利，不善权谋，不好张扬，后来曾在陈炯明麾下掌兵，因不习官场的勾心斗角及军阀作风，故退出军界，寓居上海。尽管如此，姥爷的意志并不消沉，生活也不潦倒。在历史的几个大转折时期，他都能追求进步，从不趋炎附势向权贵低头。
1941年春，姥爷从桂林专程来重庆看望他的女儿们，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与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红岩村设宴招待他。
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姥爷甚感欣慰，他感慨地说：“我的女儿在你们这里不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公工作，她找到了寻求真理的道路，我是很赞成的。我已告诉她，不管遇到多大挫折和困难，不要后退，要坚持到底。龚澎在你们身边工作，我可以放心啦！”
周恩来曾经在某次会见外宾时向毛泽东介绍了母亲的家世，毛主席听后对母亲说,你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姥姥徐文
我的姥姥徐文，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她生长在一个开放民主、文化氛围浓郁的大家庭。
香山是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半岛，这里距广州和香港都很近，一百多年前就是一个开放的口岸。岛的西南岸是澳门，许多华侨当年就是从这里飘洋过海到日本和欧美的。当地人以讲广州话为主。
明清以来，这里涌现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就在这里。当年在上海成功经商的有不少广东香山人，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富于创业精神，曾给予上海政界经济界显著的影响。洋务运动先辈徐润（号雨之，别号愚斋）是姥姥的伯父，他14岁跟随父母从老家香山经澳门来到上海做学徒，逐步升为副买办。此后创办了招商局轮船公司，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还在香山创办了一所西学，并且积极推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
1872年前后，徐润协助容闳向海外输送了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小留学生，生源大多来自广东。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还很保守，一般人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万里之外的异邦去。为了完成这30个名额，他们只有动员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充数，其中有一位就是徐润的弟弟—我后来的太姥爷。他们一行人在容闳的带领下远渡重洋，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等地就学。七八年之后又回到了祖国。这批小留学生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铁路建设之父—詹天佑。
而我的太姥爷在当时的招商局任职。除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和文明，不为子女包办婚姻，女孩子一样上学堂。一位富家女嫁给了他，她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会娶小老婆。那就是姥姥的母亲。
最初姥姥家里是非常殷实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也有置办的产业。如果孩子们为大人做点事情，就会得到一个银元的奖励。
姥姥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堂姐是做中学校长的，这就是徐润的二女儿徐婉珊。她用家中分得的遗产筹备了部分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启秀女校”。这是一个以中西女校和圣玛丽亚中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女子中学，聘请了很多知名教师。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学校的董事和顾问。校内还设有成人班和钢琴班，姥姥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姥姥从小就知书达理，写得一手标准的钢笔字，并且也懂一些英文。
封建时代的妇女都盛行缠足，可姥姥是幸运的，她的父母率先在自家废除了这一摧残妇女的封建习俗，因此我的姥姥是迈着一双大脚走向“共和”的；后来，她又迈着这双大脚走进了龚家大门。这在当时是很开放的行为。
后来不知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因为富家子弟不知努力，徐家家境逐渐衰落。姥姥的父亲晚年生活贫穷，每天给在上海租界法院打官司的人代写英文诉状为生。
姥姥的另一位堂姐徐宗汉是黄兴的夫人。1907年徐宗汉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命回国秘密组建了广州同盟分会,并带动家人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她和黄兴一起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徐宗汉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抢救伤员，并冒险解救黄兴脱险。黄兴在一封写给徐宗汉的信里曾说，安得国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极痛苦中来也。这些思想给了后人很深的影响。
1916年姥姥和姥爷带着全家从广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徐宗汉也在这座城市。徐宗汉是个新派人物，妈妈小时最喜欢过春节给大人拜年，有一年母亲拉着大姨跑去给她们的二姨妈拜年，刚走到大门口，正巧碰到徐宗汉从家里走出来，她对孩子们说，二姨妈不过旧历年！红包没有得到，孩子们扫兴而归。
1927年徐宗汉接办了贫儿教养院，抗战期间移居重庆后仍想方设法安置贫苦儿童。1942年5月，母亲和大姨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红岩村会见了她。此时，徐宗汉看到的是两个颇有抱负的年轻共产党干部，她高兴地对外甥女们说，你们姐妹是很有出息了！
姥姥与姥爷结婚后，生了五个儿女。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孝敬双亲，经常协助家里料理很多事情，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特点：
老大龚普生，在上海出生不久便跟随家人流亡日本，三年后回到广东，先后在上海圣玛利亚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在家中，她是孩子们的首领。新中国成立后，大姨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81年任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
母亲排行老二，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宽厚待人,从不搬弄是非，也不飞扬跋扈。对待一些小事她很能忍让，但是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惹她，她会怒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来个总爆发，把所有的旧账一下子翻出来。凡是见过这场面，听过她怒吼之声的人再也不敢造次了。母亲属虎，姥爷因此送她一个绰号叫“二老虎”。
三姨徐畹球，幼年时过继给姥姥那位任启秀女校校长的徐姓堂姐。
老四是我的舅舅龚维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也是老太太的宠儿。舅舅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忠厚的人，他和几个姐姐的感情很深，为了支持她们在外安心工作，他一直守候在老人身旁，担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解放后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
最小的是我的五姨龚慧生，曾被送到慈善堂寄养，不久后又被姥爷领了回来。大姨和母亲参加工作后，设法把她送到解放区的护士学校去读书，后来一直在山东省立医院工作。
姥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积极支持姥爷的事业，支持女儿参加革命，常常在家中向晚辈们讲述岳飞、林则徐、蔡廷锴的故事。有一次母亲在家发高烧几天不退，姥姥心急如焚，忽然发现一只蜈蚣在床下一动不动地趴着，姥姥马上把它送到院子里放生，小蜈蚣很快就跑得不知去向。第二天，母亲的高烧奇迹般地消退了，老人信奉佛教，她认为这是放生的结果，善举必得善报。
姥姥重男轻女，特别喜欢男孩子。可偏偏她的女儿们都精明能干，所以，她就把女孩按男孩排名称呼，舅舅的孩子们用上海话称呼大姨和母亲为“大伯伯”“二伯伯”。
后来有人把龚家的四个女儿称为“最后的闺秀”。
从横滨到广东
母亲从她生命的第一天起，就与家人避难海外奔走四方，这似乎是预示了她的未来，将要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横滨与上海隔海相望，她的原意为“水平的沙滩”，是日本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历经内乱而不断复苏重建。
在旅居日本的日子里，姥爷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并把自己的一些旧部也召集到日本，当时东京湾附近聚集了一千多同盟会员。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姥爷还受老友蔡锷将军之邀，奔波于南洋新加坡等地，在华侨中积极为护国军募捐。姥姥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跟着姥爷在异国他乡东奔西走，姥爷走到哪里，家就安在哪里。
给母亲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人孩子都像日本人一样穿着木屐。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帝制，在此之前，姥爷已秘密携家人经南洋返回祖国。
母亲的童年是在广东度过的。广东是姥姥的故乡，也是母亲在祖国生活成长、留下深刻记忆的第一个地方，粤语成为她的母语。几十年后，母亲都没有忘记家乡话，只要遇到知音，她总是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广东话，那里有太多童年的记忆：碧海蓝天，群鸥飞翔，孩子们光着脚板在沙路上跑来跑去；在古老的榕树下，他们唱着童谣《月光光》；郁郁葱葱的南国四季如春，凤凰花、木棉树，还有满街的槟榔和木瓜。儿时经常听母亲讲她小时候在广东生活的有趣情景。每当听到那些半音节的“鸟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切与熟识的感觉。
我的三姨和舅舅都是在广东出生的。
1917年秋季，姥爷被以孙中山任大元帅的军政府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1920年他出任虎门要塞总指挥，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从1921年起，母亲进入广州的小学上学，后来她又随全家来到汕头市，并在当地学校继续就读。
姥爷是个清廉的人，到了广东他就东奔西走忙于公务，却没有更多的精力好好安置自己的家。姥姥带着大姨、母亲、三姨和舅舅四个幼小的孩子过着简朴的日子，当时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更不能说是衣食无忧。
母亲说,他们全家曾住在阔亲戚给工人住的一间旧车库里，那房子靠着大门口，一碗热茶水泡米饭是孩子们经常吃的午餐。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1年4月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设总统府于观音山麓。打倒列强，分田地，那时的广州到处都洋溢着高涨的革命气氛。母亲在这风光绮丽的南国和大革命氛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
有一次姥爷带着大姨和母亲一道去总统府办事，正巧在那里碰上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身穿深绿格子的长袍和姥爷亲切地交谈着，还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问长问短。这一幕深深留在她们的记忆里。
孙中山先生一直是很器重姥爷的，但孙中山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姥爷曾多次劝告陈炯明而收效甚微，为避免矛盾，他终于退出军界，“太息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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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是一部30多万字的写实性传记作品。
作者乔松都是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她以深情、细致，严谨和理性地笔触，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沉重的思念之情变为一条清澈的小河缓缓流出，曾经在生活中发生过的种种欢乐与忧伤都化作浪花融化在宽阔的水面，归于大海。书中以考古般细致的史料展现了上个世纪中国两位外交奇才的传奇人生和30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景。
引人注目的是，本书还首次披露了龚澎去世以后，乔家发生的重大变故，乔冠华的晚年沧桑，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关于乔家的一些传闻的真相。
座谈会上, 中国传记学会会长万伯翱先生和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代表主办方分别致辞。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鹏义发言祝贺这部书的出版。他说，乔冠华和龚澎作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对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这一辈人都记得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开怀大笑，那是中国人民的开怀大笑。我们要学习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精神。希望让广大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邓友梅说：今天是特地和医院请了假赶来参加。看了松都的作品，我太感动了。
第一，感谢中华书局出了本好书，这是积德立功之举；
第二，我的家庭和乔家多少有点联系。岳父从前在香港时和乔共过事，我小时侯就听他说，龚澎是共产党里边最漂亮，有能干的人。
第三，我们有两代人的感情。这本书老伴和我抢着看，都看得掉眼泪。对历史有了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这本书对于历史的研究是一部不可替代的作品。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乔家道德修养的一个代表。现在书出的很多，但真正能够提高历史道德修养的并不多见。大家摸摸自己的良心，有没有这样的对社会对历史的态度。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我愿意想向下一辈人，向社会上的青年人报告有这样一本书.
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带来了贺信。信上说：
我因出差不能与会，深感遗憾。我一直关注着书的出版，并为之深深感动，它让我们领略了卓越的外交家的传奇一生。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感谢。
这是一部感人的传奇，又是一部新中国的外交史。它展示了一代人为理想而奋斗的心灵世界，是近期传记文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很难想象它是出自一个初学者之手。在此我谨向乔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文学评论家李柄银说：正如同周恩来所说，龚澎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她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之一。
这本书向大家展示了个人的视角，历史的眼光，写实的手法。
乔冠华和龚澎两位的人生经历，是历史过程不可替代的阶段。这不仅是乔松都个人对家庭的怀念，也是国家外交史的一部分。他们的人生道路将对今人选择人生道路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傅溪鹏认为：
这是一本不多见的好书。我从60年代就从事外事工作，对乔冠华和龚澎很了解。
我非常欣赏这本书作者的写作态度，读后使人真正认识了乔冠华的为人和贡献。
龚澎是中国女性的精英，是坚定的革命者，也是家庭的主心骨。乔冠华是学者型的外交家，感情充沛，容易冲动。文革期间很多人都挡不住。龚澎却叫女儿来弹一曲国际歌，叫老乔来听，表现得非常坚强。乔冠华和龚澎夫妇无论在婚姻还是事业上都是一个典范。
原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我觉得龚澎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我的母亲和龚普生与龚澎都有交往。我父亲和龚澎在北京军调部一同工作过。乔冠华和龚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永远怀念的外交家。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传记的重要性。传记、历史和文学是不同的东西。写传记，是要对党，对民族负责，要把历史搞清楚。听说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从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涛，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开始。我看这里边一是要搞明白是敌还是友？而是要分清楚有功还是过；一个人不能说有了错误就不能再提了。
对于历史，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传记文学一定要要担负这样的历史使命。
乔松都对大家的光临和关注表示感谢。她说：
我母亲去世时我才16岁。当时我就有一个心愿，一定要为妈妈写一本书。现在这个心愿实现了。
我从2000年开始动笔。前后用了8 年。2006年写出初稿。要完全记录他们的一生，首先要收集档案资料。其实81年起我就开始积累资料，还需要大量的采访。这几年间我的业余时间全部都用在采访上了，共采访了50多人。其中像熊向辉，朱启明，刘白羽，龚普生等都已经过世了。我不仅从他们那里记录了一批老前辈的事迹和精神。他们的精神和鼓励也成为我写作的动力。在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真情地衷心地感谢！
我不是专业的作者，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真实的感情。我力求真实，对每一个史实我都像一个考古者一样去印证每一件事。最后再次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说：
经过艰苦的过程，克服了种种困难，我妹妹写的这部书终于出版了。
松都出生在朝鲜战争结束的前一个月。她从小文静善良，从来没有让父母操过心，钢琴也弹得很好。文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松都16岁就去了内蒙插队。1970年母亲去世，对她是个巨大的打击，那年她才17岁。1973年父亲再婚，我们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动，松都从20岁起就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她很坚强，这一点很像母亲。就这样走过了30多年艰辛的路途。
这部书30多万字，它反映了老一辈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开创的历史史实，很有意义。也反映了老一辈艰苦创业的历程。也写出了松都心中的寄存了多年的愿望。作为兄长，我很欣赏她做出的这份贡献。
今天出席座谈会的领导和专家有，郑万通，伍绍祖，王蒙，胡德平，朱佳木，乔宗淮，邓友梅，李朋义，徐海峰，万伯翱，傅溪鹏，李柄银，孟鸣，杨伟峰，宋以敏，马波，张洪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