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活跃的青年时代
1919-1923
齐燕铭小学是在家里学的，自己读许多书，自学的能力很强。但他比较偏重文史类。从中学第二年开始，他就对课外的东西兴趣很浓。他刻图章，写篆字，作旧诗，看小说和杂志，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研究新文学，迷恋沈雁冰、郭沫若、冰心的作品。《晨报副刊》更是齐燕铭最喜欢的读物，从1920年至1926年，每期从不间断，而且都整整齐齐装订成册。其父也十分喜爱购买新书和杂志。如《新青年》、《改造》、《向导》，等等。父子互相传看和交流，都非常感兴趣，思想非常活跃。文化思想问题常常成为家庭谈话的中心。齐燕铭对“五四”以来各种新潮的思想都十分关注，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各种丰义装满了脑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许多书，他也去读。其实是一知半解。同时，北京大学、师范大学许多名人的演讲，年仅十三四岁的齐燕铭也常常去听。他还标点古书，作白话文，学照相，练习演话剧等，整日过着紧张忙碌的生活。这时他认识了一位罗庸先生（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学问方面，罗先生对齐燕铭有很大帮助。另外，中学时期还有几位要好的年青朋友，如潘伯鹰、贺孔才、屠仲方。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谈论人生，并共同研习书法。中学三年级时还一起参加示威请愿和游行，赶走了一个腐败的老校长，最终取得胜利，拍通电，写传单，感觉非常得意。
总之，中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没有受过任何压力和遇到什么困难，似乎一帆风顺。但是，到了考大学时却碰了壁。因多年在家自己学习，偏重文科，虽然读了大量课外书，但对数学、物理、外文等比较忽视。大家公认他是家中最聪明又勤奋好学的，而升学竞成了问题。小学、中学都在正规学堂就读的弟弟们都考上了清华、北大、燕京等一流学校，而齐燕铭经过补习数学、英语才考上了私立的大学——中国大学。这对齐燕铭是很大的刺激。进入大学后，他一下变成了埋头用功专心于自己学业的好学生。很快他就成了老师吴承仕的得意门生，一心钻研自己的功课，整天钻在图书馆，对有关的参考书一本也不放过。
三、中国大学——走上革命之路的摇篮
1924-1930
（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
中国大学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建国人才而创建的，刨建之初，由宋教仁、黄兴先后出任校长。中国大学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大学就有人参加北平共产主义小组。早在大革命时期（1920年10月），中国大学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并领导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此后，中国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者。在五四运动、一二九参动和以后一系列抗日爱国救亡的革命活动中，中国大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坚。它也是革命力量成长的摇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大学涌现出大批坚定的革命者，如李达、段君毅、崔月犁、杨易辰、任仲夷、杨秀峰、张致祥、吴承仕、黄松龄、张友渔、曹靖华、孙席珍、浦洁修、冯雪峰，等等，他们都出自这所学校。
（二）老师、战友——吴承仕
齐燕铭1924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时年17岁。读了两年页科后转入本科。1926年，齐燕铭结识了吴承仕先生（章太炎的大弟子，经学权威），开始用功地钻研古书，立志以朴学为终身之业；大学二年级时即计划写两本书：《经学史》和《史记集注》，于是便整日与线装书为伴。他的同学张致祥说：“他很用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吴承仕先生的高足。”也就在这一年，齐燕铭与同班同学冯慧德相遇。冯慧德，江苏无锡人，幼年父母双亡，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来到北平上大学。她热情、大方、勤奋好学，与齐燕铭经过长期相处，相互有了深刻的了解，开始恋爱。但他们的恋爱经过四五年，班上同学、老师竞无人察觉。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分析文章并相互赠诗，相互鼓励，立志将来要成就一番事业。通过探讨人生、探讨学问，他们认定对方就是自己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1930年6月大学毕业后，他们结婚了。
1928年，这一年家中发生变故，祖母去世，叔父失业，家庭经济发生困难。齐燕铭便寻找家教的工作，以便贴补家用。从1929年秋开始，齐燕铭到巾学仟教，先在市立第一女中，1930年在私立大同中学、1931年又到保定省立第六中学教书，有时同时教几所学校。这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学潮此起彼伏，使齐燕铭受到很大震动。当时保定的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得很活跃，使他的思想很受启发。他努力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著作，希望能解答现实牛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时他也受到革命形势的推动和鼓舞。
1933年暑假他从保定回到北平之后，经常与吴承仕老师交谈时局问题，把自己在保定的感受告诉老师。鉴于“九一八”以后的形势，日寇侵略中国，国民党腐败、不抵抗，他认为光搞学问不管政治不行，要学生死读书也不行了。他还向老师介绍、推荐一些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籍。如：《史的唯物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围家的起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吴先生开始阅读这些书，并被书所吸引。炅先生是严肃冶学的人，一旦钻进去，发现了真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认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齐燕铭的心与炅老师想到了一处，这使他们成为忘年交。最终，他们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开始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治学和研究历史。齐燕铭这时写的《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学史》，就体现了他用新的观点来治学的努力。
（三）创办学术刊物
他们共同创办的学术刊物《文史》，于1934年4月问世。创刊号由齐燕铭、孙席珍共同编辑，出版后分别寄赠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并请他们写稿。不久，鲁迅就署名唐俟写了《儒术》一文，发表在6月份的第二期上（见鲁迅《且介亭杂文》）。通过来稿，他们结识志同道合的人。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陈伯达、谭丕模都经常为《文史》写稿，后来都成为朋友、同志。这时，每当学运军警就关城门，清华因在城外，学生进城常常受阻，使中国大学自然成为当时的学运中心。齐燕铭与吴老师、张致祥他们商量，要把进步学生吸引到中国大学来。他们采用的办法首先是出好大学招考的试题，通过作文了解学生的政治思想，思想好的给以高分，使他们容易被录取。因全校入学考生的国文考卷都由他们几人判卷，他们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此后他们每周都在一起讨论时局问题和救亡运动，不仅在中国大学也在文教界开展工作，与社会取得广泛联系。除在中国大学、中法大学、民国大学和东北大学教书外，齐燕铭的社会活动也非常多，带学生外出开会，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对社会开展宣传活动。1979年3月张致祥同志回忆说：“《文史））、《盍旦》杂志的出版，从设计封面到跑印刷厂，以及找书摊代销刊物等事务工作，都是燕铭一个人干的。”
“一二九”运动时，齐燕铭和吴承仕老师都一起站到青年的行列中，投入伟大的革命潮流。这一时期，他从学习革命理论进而参加革命行动。可以说，中国大学是齐燕铭走上革命道路的摇篮。同时，他在这几年里，熟读了经史子集和许多历史与文学的经典著作，在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做好革命工作熟练地掌握了工具和武器。他深深热爱自己的母校，以后也经常怀念她。
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1-1937
（一）抗日救亡运动
从童年开始，齐燕铭已经耳闻官场的腐败，所以中学时代他就立志决不做官，而选择了教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但到中学教书后，他才发现，学校也并非一块与世隔绝的净土，教育界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干净清廉。那时的教育往往是欺骗青年，不少的教员根本就是混饭吃。齐燕铭思想里产生了许多疑问。同时，齐燕铭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引起他深入的思考。回到北平后，他经常与早已成为莫逆之交的吴承仕老师促膝长谈，表示今后要多关心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此后，他们几位，包括吴承仕、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陈伯达，每周总要有两三个晚上长谈，讨论时局，研究办刊物和社会活动计划等。他们办的《文史》（文史哲类理论刊物）由于内容进步，引起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的注意，出了四期即被迫停刊。十是他们考虑把以学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改为紧密联系时局、以杂文为主的刊物。这以后，由吴老师出资，又创办了《盍旦》月刊。“盍旦”一词出自《札记坊记》，是“夜鸣求旦之鸟”，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心情。该刊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发表短篇政论性杂文，针砭时弊，评论国是，十分尖锐。由齐燕铭和张致祥主编，每期印1600-2000份，影响很人。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触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一年后被迫停刊。
（二）党的特别小组
1935年，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和炅承仕他们曾经正式的陈伯达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组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批准，包括吴老师、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在内，几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党的特别小组，直接由陈伯达负责与中共北方局发生联系。他们可以阅读《红旗》等党内文件。此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积极频繁。为系里聘请进步教师，开设哲学、俄罗斯文学等课程。配合中国大学学生运动驱逐亲日派校长和教务长。他们针对何其巩想当校长，同他谈判，要求他保证不镇压学运，给学运以合法地位和活动条件。此后经过多方努力交涉，逐步使中大的学生运动得到校方特别的宽容和照顾，给予救亡运动很大的方便。后来学联和民先队部就设在中大，中大遂成为学运的中心。齐燕铭他们除办刊物、写文章外，又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文化界救亡运动、北平文化劳动者协会，努力扩大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盍旦》被迫停刊之后，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与中大教授黄松龄、张友渔合作办《时代文化》（中型政治思想文化综合刊物）。出了五期后，为了扩人范围，又将《时代文化》更名为《文化动向》，作为平津文化界的中心刊物。同时，党组织通过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的口号，由张中府等发起成立“启蒙学会”。这些活动齐燕铭都积极参加。11月22日，齐燕铭、孙席珍、曹靖华、张致祥等89人住《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上签名，要求作家们联合起来，为“争取作家的切身利益的保障，言论出版的自由”，争民主，争自由。“七七事变”以后，形势日趋紧张，北平民众团体组织华北各界牧国会，组织救护队、交通队，还分发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出版《情报》等，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特别小组的同志们全身心地投入列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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