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朝佐政革新吏治
张九龄30岁入京做官，到63岁病死，在这33年时间里，他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大波折。但他的高风亮节却没有因为这些起落而发生变化，始终熠烁生辉。他的三次大波折是：两次被贬外任，一次辞官归养。张九龄任左拾遗时，与宰相姚崇不协，辞官归养；开元十三年（725）宰相张说从驾东封泰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人五品，而不及百官”。御史中丞宇文融弹劾其“阿党”（即结党营私），张说罢知政事，张九龄也被牵连外任洪州等地；张九龄任中书令时得罪了武惠妃及李林甫等权贵，又被诬“阿党”，罢知政事，外任荆州。张九龄“三落”的原因，除与姚崇是认识上与工作上的矛盾引出来的之外，其他“两落”，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大势力的斗争而引发的。
姚崇对“吏事”很精到，是个很能干的人。张九龄认为自己是“谏官”，劝谏宰相也应是分内事。他写信给姚崇，建议宰相要提防好谄行媚这种人，记取“缘情”的历史教训，用人当才。姚崇很快就写了回信，保证把张九龄的建议当成“座右铭”。可是后来，他听说张九龄与前任宰相张说是同姓同祖籍，又很友善，态度就有了变化。原来张说曾经反对姚崇入相，姚崇对此事耿耿于怀，所以，就连张九龄的好心也误解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九龄就以身体有病为由，告退回家了。
张九龄代表着出身寒素的庶族“新门”，与代表高门士族的李林甫等“旧世胄”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场斗争中，在选人任官问题上斗争得最激烈，张九龄最为用心用力，受到的打击也最大。
在张九龄看来，选官用人不仅关系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甚至关系到这台机器的命运。他说：“国家赖智能以治”，“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张九龄担任左拾遗伊始，先上书宰相姚崇提出：“任人当才，为政大体。”接着，又上疏给唐明皇，说明精选官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当时任用官吏的弊病。
开元三年（715）五月，张九龄给唐玄宗上了一本专论吏治的《封事》。他提出吏治上的“技痒求人”，就是遇到机会，就钻营到朝廷中来，“人而不出”、“积资得官”等弊病。还特别提出要选好地方官，建立京官和地方官“内外通理”的制度。这本《封事》是张九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的，是有针对性的和可行性的，所以多为唐玄宗所采纳。开元四年（716），朝廷召集全部新任县令，唐玄宗到宣政殿亲临现场，问治理县政的对策。
张九龄为什么执着地关注选官用人呢？这同当时官吏队伍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唐朝从武则天临朝称制（684）起，中经韦后乱政、太平公主干政，到先天二年（713）李隆基把太平公主赐死在家中止，这29年时间发生了五次宫廷政变。这一期间，朝廷中风行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庸碌无能的人，充斥朝廷各个部门。韦后重用坏人，滥授官爵。神龙二年（706）大设编制外的官，从京城各机关到各州新设官吏2000多人，太监中升任七品以上的员外官又将近1000人。安乐、长宁公主两人公然受贿卖官，不管什么人只要行贿30万（铜钱），她们就让唐中宗敕官做，斜封送给中书省，当时人叫“斜封官”。睿宗临朝，宰相窦怀贞、崔浞等人都是睿宗妹妹太平公主所荐。当时有宰相七人，其中五个是太平公主的人。这种歪风，直到开元年间仍有严重的影响。难怪张九龄大声疾呼革新吏治选贤任能了。
张九龄在选官用人上，不仅有很高的见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政策，而且不怕诽谤，不畏艰难，还把这些政策运用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
第一，反对名器轻授。“名器”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孔子有言：“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说的是凡涉及到名号、仪制、等级、官爵，都不可以随便地轻授他人。张九龄针对开元前期“假权于人”的弊病，强调和实行“循名求实”地选拔官员，按照官职，选用符合条件的人，使名副其实。开元后期，针对唐玄宗好大喜功，开边之心不减和奖赏无度的弊病，强调和实行军队将领“皆取良吏”，奖赏要符合规定，对归附的少数民族也是“所设官爵，惟待有功”，没有例外。张九龄在执政时期，极力坚持官以任能，爵以赏功，财物以奖劳绩的原则。
第二，选官重德。张九龄用人最重德行，主张德重于才。他说，凡是轻薄失节的人，应一概加以抑制。他参加吏部的官吏铨选，能秉公选贤，任左补阙时常与右拾遗赵冬曦一起考核选拔干部，所评所选，深得好评。
第三，主张破格用人。张九龄在用人任官方面重德，但也不忽视能。当他发现吏部选官论资排辈，平分官职，便建议改革，并提出改革办法：先报合适人选，放到地方考察，符合条件的再送上朝廷筛选分级，有了官缺就可根据贤能高下加以任用。他担任宰相不久，即上奏皇帝罢用吏部尚书裴光庭设立的循资历任官的政策。张九龄多次反复说明只要是贤能有“声实”的人，都可以越级提升。他还具识才慧眼，以才识才，以才用才，在他从政的三十多年中，先后选拔了大批贤能的人，也破格重用了许多人，如包融人、周子谅、严挺之、陆景融、王维和孟浩然等。
第四，重视守令。张九龄深知地方官接近黎民百姓，贤能与否与民众关系至大。所以，他认为选好“为民做主”的“父母官”是“为政之基”。他提出“重守令”，主张选贤任能担任郡守、县令。唐朝重视京官而轻视地方官的风气由来已久，从唐初开始，朝廷的官有大利可图，只入不出，只上不下。所以，有智能的人，有欲利之心的人，哪能愿意去外郡、外县做官？张九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地方官的来源加以考察，看出他们大多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京城做官犯了错误的、受到处分的、政绩很差的；二是依附某一势力留在京城的，后台一倒被赶到地方去的；三是在外武官，年久资深，当上了地方官的。此外，他还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影响也很大。即唐分州为上、中、下三等，按地位轻重又分京、辅、雄、望若干级。京州为首都所在，辅州以下逐等减级，官员迁转也随级而降，成为贬逐的根据。这一切不能不让人们把眼睛盯在京官上而不愿做地方官。张九龄认为，转变这种“重内轻外”的根本途径就是“立法制之”，提出“凡不历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人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有善政者亦不得人为台、郎、给、舍”。又提出：“京官不得十年频在京职；都督、刺史、县令，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这样，京官由基层上来，就会吸引那些贤能的人去做亲民的地方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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