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徐舜寿出差去台湾解决铝材问题，回来时途径上海，住在大姐家里。三姐徐和从大连介绍一位地下工作者陶立鹤(化名，真名姜松涛)来与徐迟兄弟见面，商谈徐舜寿的去向。徐舜寿要去解放区的决心已定，表示绝不去台湾。陶答应回东北请示上级后再做决定。1948年冬，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势已去，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要搬迁到台湾去。徐舜寿以送妻子宋蜀碧回成都为托词，向工厂请假，到上海做去解放区的准备。<br> 这一段时间里，徐舜寿曾回过一次南浔镇，看望在南浔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哥哥徐迟。徐舜寿的同乡，后来分配到飞机设计室的吴铁民，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br> “1948年春，徐舜寿一心向往解放区，从四川来寻找小哥徐迟时，恰逢初三物理老师生病，就由他临时代课，就这样他给我们上了几次课，下午课外活动时，在学校排球场上支起了网球架，临时划了线，进行了网球赛。我记得，有单打与双打等，徐氏兄弟俩人进行了一场单打表演赛，在当时条件，网球赛比较新鲜，所以吸引了不少的观众鼓掌助威。”<br> 1949年2月，陶立鹤再次来到上海，告诉徐舜寿，经请示上级，同意他去解放区，并安排他们从香港走。后经徐迟与地下党组织有一些关系的朋友曹石峻帮忙，决定改道从青岛到解放区。<br> 曹石峻认识地下党组织的李小姐，真名王月英，当时的身份是小学老师。上海解放后，她是进驻中国民航公司的代表。<br> 宋蜀碧后来回忆说：<br> “1949年初，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忽然传来飞机的声音。舜寿正轮到值星，立即要了辆吉普车往机场赶去。原来是淮海战役败下阵来的人路过南昌。随后便看见一些从头到脚一身新(连高跟鞋的鞋底都是崭新的)的飞行员家属从我们门前那条土路走过。打这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工厂要往台湾搬了。人们开始卖东西，开始打点行装。这时工厂出了一条规定，可以请假送家属回家。舜寿便以送我回成都为由请了假。这时火车尚未通，我们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提前离开南昌，乘飞机去了上海，住在舜寿的大姐家。<br> 舜寿的三姐徐和，抗战时期在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回上海不久，去了解放区。1948年的一天，一位自称叫陶立鹤(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家的表兄弟)的人，带着徐和的亲笔信到大姐家，他说三姐已经去了大连，并且结了婚。陶立鹤是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过去他认为舜寿不一定要去解放区，留在这家飞机制造厂里，可以做的事也不少。这时到了非决定不可的时候了，他同意了，并安排我们从香港走。于是我们先到吴耀宗家，找他妻子杨医生给我们种牛痘、打防疫针，办好入境免疫证明。然后又找舜寿的二姐夫杨树康，请当地的一个卢保长给办了身份证，舜寿的身份改成了西药商。还得赶着给女儿取名字。舜寿拿起当天的报纸翻了翻，找到个汎字，给她取了个徐汎的名字，也给她办了身份证。<br> 决定从香港走了，舜寿大姐赶着叫裁缝给我做了两件短袖旗袍，到香港好穿。我整天兴致勃勃地照顾孩子，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有时也趁她睡着的时候，上街去买买东西。金元券出来还不到半年，人们已经在直接使用袁大头了。记得我买了一双皮鞋，竟然花了十块银元。我过生日那天，舜寿买了一个蛋糕，也是用袁大头买的。军事上的溃败，经济上的崩溃，再加上全国的人心所向，国民党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了。<br> 我沉浸在对新生活的向往中，想象着一到解放区，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就可以工作了。我给在北平的三姐写信，告诉她不久我们将在北平见面，说今后的世界是我们的，是自食其力的教师、医生、工程师……的。我从未想过带着那么小的婴儿，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脑子里想的只是苏联的模式，共产主义的蓝图。<br> 这期间，舜寿每天去车站，看南昌搬迁的火车到了没有。以便尽可能地劝说熟悉的技术人员留下来，等待解放。火车等到了，取下了行李。过一天，刘定模来访，但他执意要跟工厂一起走，认为不久仍可见面，台湾终究要解放的。<br> 我们在上海已一个多月，也曾去舜寿二姐家住过一阵，既然南昌工厂的人已到上海，舜寿觉得这里再也不能久待了，唯恐出外遇见厂里的人，会出什么问题。这时，徐迟从南浔镇到上海，见我们还在等着去香港，便说他的朋友曹石峻认识一位地下工作者李小姐，是一个小学教师(她的真名是王月英，据说她是策划重庆号起义的地下工作者之一。解放后我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还见过她)。她那时正要找人护送一位起义飞行员的家属去北平。曹石峻听说我们要去解放区，便提出让舜寿护送，说是可以从青岛走，比走香港更方便，穿过一条公路就是解放区。陶立鹤(他的真名是姜松涛)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决定改道，从青岛走。<br> 办好了船票，确定了日期，记忆中是3月29日。走之前，陶立鹤给了舜寿一本《经济行情杂志》，说第13页上有密写的介绍信，到了北平即可到军管会，找马子青联系。舜寿把他的军帽、军衔、军装和军人身份证等包了一包，放在大姐处，等他走后，陶立鹤会取走，这些东西以后派人去台湾是很有用的。<br>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徐迟不便去送我们，告别大姐和他之后，我们抱着孩子径直去了码头。李小姐已经等在那里，她瘦高个子，穿一件深蓝色的长毛绒长大衣。上船之前，她给了舜寿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到了青岛要找的傅同玉的地址。一起走的有王玉琴(起义飞行员的妻子)，她的八九个月大的小女儿和她的十二三岁的弟弟，一共6个人。我们3人带的东西不多，一床被子，一个棕色手提箱，里面是我们的衣物和一些西药药品，那本《经济行情杂志》就在里面。但是给孩子带上了一大堆尿布，都是头一天晚上用大姐找出的旧床单、旧枕套做的。”<br> 徐舜寿一行6人，两位尚在哺乳期的少妇，两个襁褓中的婴儿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今天看来，这样一行人，要完成那样一次艰难的行程，简直不可思议！从这里可以看出，徐舜寿奔赴解放区决心之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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