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八百年才人迭出 十二点贵子来投<br> 世上行当甚多，<br> 唯有说书难习。<br> 评述说表非容易，<br> 千言万语须记。<br> 一要声音洪亮，<br> 二要顿挫迟疾。<br> 装文装武我自己，<br> 好像一台大戏。<br> 一<br> “定场诗”念完了。醒木一响，书归正文。<br> 曾几何时，说书讲古演化成为一宗行当，一门手艺。那些绘声绘色的先生们，拎上杜撰的故事，稳坐书台，陪着枯寂的民间，一程一程地打发流光，一勺一勺地滋补岁月。评书不一定是“正史”，脱胎换骨以后，更好听，更好看。说白了，评书无非是玩儿——取个乐子。<br> 只凭胡说八道、插科打诨，那可不行。玩儿，也得讲究门道。细究起来，评书行当的确是大有来头。<br> 北宋，曲艺大兴。京都汴梁城，满街都是生意红火的“勾栏”、“肆院”，也就是民营小剧场。南来北往的艺人，纷纷赶到京城闯码头，归拢起来，分为四大流派：讲史、说经、小说和“铁骑儿”。到了南宋，当红的艺人超过60位。有位史惠英先生，还时常跑到孝宗皇帝赵奋那儿，做“御前表演”。一个说书的，能熬到皇帝身边，也算祖坟冒青烟了。<br> 元明两代，出类拔萃的艺术天才蜂拥而至，单是“元曲四大家”、“古典小说”，就足令全世界叹为观止。坊间冒出来新玩意儿了——“评话”，既叫好，又叫座，短短数年，便风行天下。据说，元朝流传下来的本子多达16种。<br> 明朝，说书先生空前吃香。明末书坛四将，其中吴逸、张樵、陈思简直成了妇孺皆知的超级巨星；另外，还有一位号称“柳麻子”的柳敬亭，说书生涯六十载，南达绍兴，西至武昌，北到北京，红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最拿手的长篇选段有《水浒传》、《隋唐演义》、《两汉演义》等等。此外还有《柳下说书》百余篇传世。明朝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节自当然夜夜生动、回回精彩，要不，谁肯白白地掏银子呢？<br>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曾写过一篇御敬亭传》，对柳敬亭大加追捧：“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滑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br> 就凭一张嘴，抓住满堂客，甚至抓住一个时代，这得吃多大的功夫！明朝诗人朱一是在《听柳生敬亭词话》中写道：“突兀一声震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似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檐下猝听风雨人，眼前又睹鬼神立，荡荡波涛瀚海回，林林兵甲昆阳集，座客惊闻色无主，欲为赞叹词莫吐。”中国的民间艺人，就这样呕心沥血地混饭吃。清朝雍正年间，评书终于在北京开门立户。很快，这门年轻而极富魅力的艺术，便在华北、东北和西南诸省，遍地开花。<br> 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缪润绂在《陪京杂述?说书》中提到：“说书人有四等。最上者为子弟书，次之平词，次漫西城，又次为大鼓梅花调。”所谓“子弟书”，是指满人人关之后，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泡在曲艺圈里“玩儿票”。“平词”，也叫“评词”，多流露出文人墨客的处世态度。“漫西城”，属于奉天大鼓的主要曲牌。“梅花调”，则是西河大鼓的前身。<br> 北方，以北京、天津为重镇，评书称霸；南方，以扬州、苏杭为中心，评词当家。虽说名号不一样，彼此的血缘却非常亲近。到了1935年，这对姊妹艺术双双跨过了一道崭新的门槛：京津的评书演员和苏杭的弹词艺人，纷纷创作新曲目，冲击电台。刚刚进入上世纪40年代，评书界便确立了新江湖。京津两地，迅速窜红了陈士和、王杰魁与连阔如；关外，尤其是沈阳城里的电台，则走马灯似的播放着霍树棠的东北大鼓、宋桐斌的长篇评书。<br> 中国曲艺史的巧合，恰恰发生在1935年。苏州的“普余社”、上海的“润余社”，天津的无线电、北京的戏匣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很是热闹。<br> 这年冬天，一个极普通的婴孩，在天津协和医院呱呱坠地。一个崭新的评书时代，正悄然开启。<br> 二<br> 上世纪70年代末，“八个样板戏”垄断天下的局面悄然结束，久违的相声、大鼓、快板、评书，又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电台里。收音机这种小玩意儿，给中国带来了大面积的欢乐。那时，人们都记得鞍山市曲艺团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枪挑小梁王，大闹武科场”、“哈密蚩下书，潞安州失守”、“高宠战四猛，枪挑铁滑车”、“锤震金禅子，雷鼓战金山”……环环紧扣，一回接一回地听下去，亿万听众都陷在忠臣孝子的故事里，着迷了。很多人以为，中国的评书演员似乎只有刘兰芳。<br> 就在《岳飞传》大红大紫的时候，收音机里忽然响起一个“哑巴嗓子”，这位演员似乎非常苍老，他那“怪味儿”的《隋唐演义》像变魔术似的打开了书场。虽说电波不长腿，但大江南北都知道：东北出了个单田芳。这个人是谁？怎么才露面？他早干吗去了？<br> 一个人成名后，难免会有成群的好事者出来打听他的出身门第，甚至祖宗八代的历史渊源，似乎能与名人攀上一点儿“转折亲”便显得格外光彩。单田芳走红之后也不例外，他的家谱被敷衍成了很多版本。每当提起自己的“祖根”来，单田芳就笑，假如上溯三代，的确是盘根错节，一言难尽。<br> 东北人都把单田芳称作地道的老乡。其实，只能说关东那片黑土地是单田芳成就事业的人生阶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单田芳就在辽宁鞍山成家立业、拜师学艺。他从1956年第一次登台，到获得评书界“板凳头大王”的称号，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走红东北三省。那时候，单田芳刚刚21岁，称得上少年得志。可惜，好景不长，1968年之后，单田芳莫名其妙地从曲艺舞台上消失了。“文革”十年，整个社会都乱了章法，当收音机里再次传出单田芳的评书时，他已经两世为人，不知蜕过几层皮了。<br> 1979年“五一节”，春暖花开。阔别观众十年之久的单田芳重新登上了三尺书台。应该说，这次不同寻常的复出才是他真正意义的“成名”。在极短的时间里，单田芳的知名度迅速攀升，不但红遍了东北三省，也红遍了全中国——那时候，单田芳已不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而是45岁的中年人了，拿他自己的话说：“前半辈子，我净倒霉了。”<br> 东北这片黑土地是一块事业的跳板，成全了单田芳拥书入关，走向全国。这里沉积着他大半生的爱恨情仇、荣辱毁誉，恐怕永远也割舍不掉。但是，如果论起家谱来，单田芳的祖辈、父辈，乃至他的出生地都不在东北，这里至多算是他的“第二故乡”。<br> 上溯三代吧。单家祖籍是山东省德平县。一提起山东来，单田芳至今还心驰神往。那里是五岳独尊的地方，是出孔孟出圣人的地方，尽管陌生的德平只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谱系胎记和文化符号，单田芳却依然很熟悉年轻时代的爷爷。那是个家境贫寒的小伙子，要不，怎么会沦落为背井离乡的小商贩呢？本小利薄，千里求财，爷爷在山东与河北之间往返穿梭，芒鞋踏破。不想，这个勤勉的年轻人居然惊动了冥冥之中的月老，真的赐给了他一门“千里姻缘”。<br> 河北境内、太行山东麓有个涞水县，当地一户杨姓人家较为富裕。杨家人一眼就相中了这位山东后生，又老实，又能干，不如招个上门女婿吧。最后婚事一较真儿，单田芳的爷爷为难了。在晚清时代，“倒插门”这种条件对于任何门第的男子来说都相当苛刻。谁肯改换门庭，背弃宗祠呢？可是，不这么做，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最终，单家不得不默默地低头。在～个花好月圆之夜，单田芳的爷爷便兴冲冲地迈进了涞水县张灯结彩的新家门……<br> 这段发黄的故事彻底改变了单氏族谱的地域走向，它在河北西部山区做了个急转弯儿，随即又折向大雪茫茫的关外。<br> 单田芳的父辈分三支：伯父，单永生；父亲，单永魁；叔父，单永槐。<br> 常言道：“宁做太平犬，不当乱世人。”可惜，清末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老百姓连“太平犬”也做不成，还谈什么养家全小、乐享太平？单家一气儿生了仨儿子，与其说是喜，还不如说是愁。“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全家上下五张嘴，很快就把单田芳爷爷的小买卖给吃黄了。熬了几年，孩子到了读书认字的岁数，可是，哪儿来的钱呢？于脆，长大一个发派一个，都出去打零工吧。<br> 单永魁做童工打草袋子时，年仅12岁。他天天顶着星星上班，披着月亮回家——连轴儿转啊。可怜的孩子，多少次不知不觉地尿湿了棉裤，裆里冻成了一块大冰砣……望着小永魁强做出来的笑脸，奶奶放声大哭。哪怕有一线之路，谁舍得亲生骨肉跑去给人家当牛做马呀！抚摸着儿子瘦小的肩膀，奶奶连声说：“咱不去了，再也不去了……”<br> 话虽如此，单家已经穷得连一锅稀粥都熬不起了。奶奶的眼泪换不来高粱，也兑不成黑豆，懂事的孩子们仍旧背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打零工。钢铁都有磨断的时候，何况是细胳膊嫩肉儿的毛孩子？吃不饱、睡不好，像牲口一样地拼命干活儿，单永魁终于倒在了土炕上。这孩子得了一种^隆病”，民间称为“大头翁”：脑袋肿大，酷似麦斗，跟气儿吹的一样，急剧变形。望着奄奄一息的永魁，家里愣是挤不出一个大子儿来求医问药，只有泪眼汪汪地陪他——等死。<br> 人只有到了最苦难、最无助的时候才会乞灵于神佛。奶奶烧了无数捆高香、许了千万个重愿，似乎真的感动了天地，死亡线上的永魁居然神奇地挺过来了。搂着骨瘦如柴的儿子，奶奶再也不撒手了，她含着酸楚的眼泪对永魁说：“你要是再偷着跑去当童工，我就一头撞死……”<br> 三<br> 动荡的世道，飘摇的单家，虽说总是战战兢兢，有惊无险，然而，为了活下去，当家的奶奶还是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让永魁、永槐走大哥永生那条路——从艺说书。老太太这句话，为单家两代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埋下了关键的伏笔。<br> 如今，评书说到单田芳这个分儿上，当然是凤毛麟角。然而，当他的父辈拜师学艺的时候，并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万人景仰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再说直白一点儿，吃“开口饭”的曲艺行从来都是“撂地儿”．比花子乞丐体面不到哪儿去。梨园行也是如此，晚清时代，尽管戏曲演员在北京城或者天津卫红得发紫，地位却相当低贱，据说，戏子的子女只能唱戏，连婚嫁都无法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好不容易熬成了“角儿”，还得朝妓女打千儿请安。可以想象，在单永魁兄弟下海的年代，艺术根本就不值几个小钱儿，如果不是为了一口饱饭，谁肯趟这潭浑水呀。<br> 还不错，单家哥儿仨靠曲艺活了！单永生投师学西河大鼓，人送雅号“八岁红”。三弦、书鼓、鸳鸯板，他一登台便来了精气神，刚刚十四五岁，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永魁则傍着大哥，弹得一手好三弦。也许是命吧，三弦弹来了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曲艺为媒，俩人结婚了。从此，奠定了一个奇特的“曲艺世家”：单田芳的父母、叔伯，乃至三位舅舅都是“门儿里”出身，难怪他说自己是曲艺熏出来的“虫儿”，恐怕早在娘胎里就开始入行了。<br> 再回到单家的历史。投身曲艺，就等于默认了“吉卜赛式”的生活——四海为家，飘若浮萍，走南闯北就是为了说书吃饭。天津是当时的曲艺重镇，‘单永魁、王香桂夫妇在城里租赁了一座狭窄的四合院，两人搭伴儿说书也能养家糊口。已是深冬，鹅毛大雪飘飘洒洒，九河下梢一片白。书场里却极为热闹，灯光摇曳，人头攒动，观众们交头接耳地巴望着演员登场。<br> 此时，王香桂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本来，天气恶劣，满可以守在家里养养神，但是，她执意不听丈夫的劝阻，非要唱完最后一场不可。单永魁脾气绵软，实在拗不过，也只好依从了老婆。王香桂挺着大肚子赶了一个多钟头的夜路，才准时到达茶社。弦师单永魁一边伴奏一边替妻子捏着冷汗，心里不住地祷告：“老天有眼，保佑他们母子平安。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呀……”<br> 台上说的是王香桂的拿手活儿——《杨家将》，故事环环相扣，吸引住了台下的每一位听众。大概说到两个小时，王香桂顿感下腹剧痛，看来小宝宝就要出生了。“不识相”的小家伙儿在母腹里快意地挣扎着，惊得整座书场一片唏嘘：“眼看就要生啦！”“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孩子生到书台上啊！大伙儿赶快帮帮忙吧……”<br> 立刻，停演救人。深更半夜，大雪纷飞，到哪儿去叫现成的黄包车？实在没辙，只有靠人抬了。大汗淋漓的王香桂平躺在一块救急的门板上，二百多名观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把她送进了天津市中心的协和医院。顶着北国凛冽的寒风，踩着马路上厚厚的积雪，在评书迷们自动形成的人墙中，中国未来的评书大师即将诞生。<br> 产房大门紧闭，忽然从里面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啼——单田芳来了。那个落满雪花的午夜恰好是1935年11月11日。<br> 弄璋之喜，也算人生一大快事。单家人个个儿乐得合不拢嘴儿。宾朋聚拢在襁褓周围说笑着：“呦！宽眉大眼，白白胖胖，又挥胳膊又蹬腿儿，真招人待见。”“长大以后，准错不了。念书考学，升官发财。你们老单家，净等着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吧……”<br> 善意的祝福其实并不能注定这个小宝宝的前途与命运。他起劲儿地挥舞着肉嘟嘟的小胳膊，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要在陌生的世界里大干一场。谁也不敢说，等待孩子的，究竟是福，还是祸。<br> 【第二回】 两枝梅大呼救命五龄童小试牛刀<br> 鸟随鸾凤飞腾远，<br> 人伴贤良品格高。<br> 斗大黄金印，<br> 天高白玉堂。<br> 不读书万卷，<br> 怎能伴贤良？<br> 不知谁立的规矩，说书唱戏之前，总要像掐诀念咒似的铺排几句“垫场词”，像顺口溜那种，短短几句，跟表演内容没什么因果关系。这类“开篇话”、“垫场词”往往统称为“定场诗”。“定场诗”并不高深，无非编个“四六八句”，警世劝善而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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