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凄苦邂逅诗意漂泊——艾芜“桂林时期”的生活及创作
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的流传于世，除了作品而外，常常还有很多非审美因素。这些因素对普通读者或是外围人群的吸引力，往往超过作品本身，它们与优秀作品的艺术力量一道，形成作家神圣而持久的魅力，从而一代代被人们记起和推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着实不少：张爱玲早熟的天才与晚年的神秘，徐志摩炽烈的情感和英年早逝的遗憾，沈从文少更百事的人生经历，等等，都可作如是观。
艾芜，也是一个与此有关的名字。这个本名汤道耕，十几岁就开始醉心于文学的四川新繁人，很早便受到五四新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他渐渐开始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终于在21岁时的1925年暑期，离开了令他失望和憎恶的校园，开始了去国离乡的漂泊流浪。那时候，支持着一个青年的反叛的，更多的或许只是青春期的冲动，然而一旦决定，他就没有回头。孤独的道耕，带着几分得意与豪迈，义无反顾地踏上成都望江楼下的一艘木船，沿着府南河默默地走出了众人的视线。就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半大小伙子，在西南边境一带和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漂泊游走，过着地地道道的流浪生活。好在流浪对文人来说，从来就是终生受用的财富，西南群山的优美与静穆，边地乡民的淳朴与穷困，还有沿途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周边国家的异域风情，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一路上自然环境的险恶，响马贼们的凶悍也让他提心吊胆，生活上的艰难更是可想而知。从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足走那些难行的云南山路。在昆明就曾有过缴不起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时候。为了鍸口，他当过小学教师、报馆校对和副刊编辑，也当过帮工杂役，甚至扫过马粪。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实践着自己人生的“行为艺术”，将墨水瓶挂在脖子上，记下了他所感受到的地域风情和时代律动，也记下了一个企图寻找新生活的青年一路南行的流浪生活。
结束了流浪生活的汤道耕，于1931年回到祖国，定居上海，以《人生哲学的一课》正式开始了他一生辉煌的创作生涯。此后，中国文坛又多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一艾芜。
一 桂林：乱世中的邂逅
反叛、流浪、革命、囚徒……刚进而立之年的艾芜，在人生阅历上已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了。1937年，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爆发，上海的艾芜迅即拿起手中的笔撰写文章，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然而，上海很快沦陷，刚刚结束漂泊的艾芜，又不得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从而给他的传奇人生又添上了苦难却又耐人寻味的一笔。
上海火车站。北站失守，西站成为战场，南站又即将被敌人进行新一轮轰炸。艾芜好不容易搭上一辆黄包车，与挑着马桶逃难的人群一起拥挤到南站，在凌晨三点钟终于费尽周折挤上了火车。火车时行时停，一路上还得躲避日机的轰炸，途经嘉善、嘉兴，辗转到达镇江，而后改乘轮船溯江而上直达武汉。
虽“疲于奔命”，却对家国事业仍怀一腔热血的艾芜，本来是想在武汉大干一场的，因为此时的江城已经是战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了。在武汉，艾芜见到了很多旧时的朋友，并准备与友人。．合办一个抗战刊物，还如获至宝得到了老舍的“赐稿”允诺，谁知正在他紧锣密鼓为刊物做准备的时候，上海的杂志公司突然问改变了主意。办刊物的计划意外流产，加之国民政府义明令迁都重庆，艾芜在武汉待了40多天，于11月南下到达长沙。
进入湖南，艾芜的心是欣喜的，也是激动的：这里是自己的祖籍，这里有分别了数月的妻女，更有从未谋面的岳母大人。在长沙的半个月时间里，艾芜见到了王家的第一个亲戚——妻子的哥哥王昌德，找到了在上海认识的“像个朴实的农民”的作家蒋牧良，还聆听到了徐特立的报告：分析中国向何处去，讲述自己参加“长征”的经历。
在逃亡的日子里，艾芜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妻子王蕾嘉和两岁的大女儿珍妮，她们已经先期逃难到了湖南的老家。学校正好提前放假，蕾嘉的几个亲人正好回家，艾芜便和他们一道，坐上了开往郴州的火车，又从郴州出发前往老家宁远，经过三四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妻子出生的地方——小桃源。结婚之前，艾芜夫妇并没有征求蕾嘉母亲的意见，结了婚才告诉她。一个贫穷的文人能如此顺利地被岳母大人“接纳”，并受到盛情款待，艾芜在略感意外的同时无疑是万分地惊喜。在宁远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岳母的关照和接济，让艾芜在战乱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也使得这位历经苦难的作家，又一次得以深入到社会底层亲身体验“苦轭”下的真实生活，从而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背景。
宁远的生活对艾芜来说是舒适的，但那里毕竟是一个小县城，消息闭塞，几乎没有文化氛围可言。艾芜急于回到自己的战斗阵地，而此时的武汉、广州已先后失守，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桂林。为了了解桂林的战时情形，艾芜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写信给正在桂林教书的孙毓棠，所幸这位从未谋面的好心陌生人很快就回信给艾芜，告诉他读书生活出版社、《救亡日报》等很多文化单位都已先后迁至桂林。这个消息让艾芜好一阵兴奋，并让他做出了举家迁往桂林的决定。1939年年底，艾芜别过了岳母和王家亲戚，携妻带女一家三口，爬山路，坐木船，经过近一个星期的折腾，终于由宁远到达冷水滩，在那里买票乘湘桂路火车到了桂林。
时代的纷乱固然是向往和平的人类的天敌，然而对于仍然处在不断成长与超越中的艾芜，对于虽已闻名遐迩却尚显单薄的南方小城桂林，正是这乱世中的邂逅，让山水平添了几分人文的厚重，让作家获得了独异的人生体验，也留下了许多供后人回味和传颂的记忆。
二 在桂林：没有硝烟的烽火岁月
1939年元月，正是农历的旧岁年关，艾芜一家跟随逃难的人群盲目来到桂林。蜗牛一样的火车到达桂林时，天色已近黄昏，面对陌生的街道和面孔，一家人顿时回不过神来，就连年少漂泊饱经世事的艾芜，也不禁有些茫然了。
旅馆早已人满为患，瑟瑟寒风之中，举目无亲的艾芜只得来到太平路12号救亡日报社，那里有个叫林林的编辑，是个诗人，是艾芜在上海就认识的。林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逃难的朋友，并好不容易在救亡日报社为他挤出了一间空房子。就这样，艾芜一家三口总算在桂林这个陌生的地方蜗居下来。
住是住下来了，但条件异常艰苦。小小的一幢木楼，既是报社的编辑室，又是职工宿舍，加之日军几无间断的轰炸，时刻不得安宁。好在战时的桂林也是热闹的，一大批文化名人纷纷云集至此，一时间形成西南的文化重镇。艾芜很快就联系上了一大批文艺界的新老朋友，还跟周立波成了邻居，两人经常到广西省政府开办的乐群茶社喝茶聊天，加之原来就有过来往，很快成为挚友。周立波不久就去了延安，临走时“看见艾芜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立波拿出一条高级毛料西装裤子给艾芜，说是借黄洛峰（黄垲）的，交由艾芜保存，以后代为转还。在桂林，艾芜几年都没有见到过黄洛峰一——这个当初在昆明流浪时就认识的好友，又的确缺一条像样的裤子，干脆把裤子穿了”。
报社的小木楼虽然方便，却实在是拥挤。艾芜在一次听徐特立作报告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叫施家园的小村子。施家园离七星岩不远，而七星岩有个大溶洞，能容纳上万人，是个躲避日军轰炸的天然防空洞。加之这个小村子离城区也很近，进城也比较方便，又听说村子里有房子供人租住，作家舒群和木刻家刘建庵、赖少其就住在那里。于是艾芜一家便迁往施家园，一直住到1940年。
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内文艺界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齐心协力，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振臂呐喊。1939年，为了团结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人士投身抗日洪流，并领导抗日中的文艺宣传工作，“文协”桂林分会的筹备工作被纳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年的春节，刚到桂林不久的艾芜便开始投入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筹建之中。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