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回到大历史的“现场”
引言——回到“现场”
第一章 “引领时代风潮”——罗家伦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
一、“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罗家伦童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时代的学校教育
二、“今日之世界新潮”的“弄潮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罗家伦与“新潮社”
三、“一笔写出五四潮” ——罗家伦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第二章 “国难一时未已，当储学以救民族的沉沦” ——罗家伦与他六年的海外“求学问之路”
一、“关了罗马史，翻开思想书”——罗家伦的六年美欧游学生活
二、“为学术而学术”？——罗家伦美欧游学期间的“学术的兴趣”
三、“对于国家辞不了的义务”——罗家伦美欧游学期间的“社会的兴趣”

第三章 “教育救国”——罗家伦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思想
一、“党务教育”的“正规化”、“学术化”——罗家伦与中央政治学校
二、“新清华”的“学术独立”——罗家伦与国立清华大学
三、建设“复兴民族文化的大本营”——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
四、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和塑造“强者”的“新人生观”——罗家伦的“大学之道”和教育思想

第四章“闲职”不“闲”——罗家伦的西南、西北“宣抚”和他的“新边政观”、“新民族观”
一、“滇黔寄兴”——罗家伦的西南边疆考察
二、“经营趁早”！——罗家伦的西北边疆考察
三、“新疆——中华民族的屏障”——罗家伦与新疆监察区监察使一职
四、“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民族是国家的民族”——罗家伦的“新民族观”
第五章 “悲惨的光荣”——罗家伦与国民党政权和印度政府的“建交”和“断交”
第六章 “痛定思痛”——罗家伦在台湾
结语——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化”知识分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应该说是罗家伦最有心得、最有建树的领域，也被认为是他“飞黄腾达”的“不拔之基”。但是，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还是他执掌中央大学近十年的光阴，“赫赫声名”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抗日战争期间，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罗家伦的的确确是发挥他“学者化”的“政治人”与“政治化”的“文化人”的优势和特长，在中央大学校长的任上，他著书立说，撰写了《新民族观》、《新人生观》等著作，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构建其“新民族”的理论体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从体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强者”的形象以影响青年，试图培养一代具“新人生观”的“新青年”，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无奈，这些努力虽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他的去职，也都一一销声匿迹。出使西北，在饱览河山壮美之余，目睹“建设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分裂的危机”，罗家伦也曾经忧心忡忡，言辞恳切地上书中央政府和蒋介石，发出”经营趁早”的呼吁。然而，所谓“开发西部”对于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言，无非是一个暂时安定边疆的权宜之策，不可能有长远的规划和实质性的措施。罗家伦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也不过如泥牛人海，毫无声息。任命历史学出身的罗家伦出任印度大使可以说是“得人之举”。罗家伦对中印关系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并曾经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加以讨论。在大使任上，他竭尽全力，为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形象”而四处奔走，但却无法挽回“蒋家王朝”“大厦将倾”的政治宿命。降旗撤馆，黯然返台，他的所谓“外交”实践，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以受命危难开始，以彻底失败结束”来形容。罗家伦的政治生涯，一次次的起落，无一不是“高调开场”，尴尬收局。到了晚年，罗家伦终于回到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老本行——历史学的天地，可惜，他所从事的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被“偏安一隅”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再一次“御用”的“史政管理”，被台湾学者吴相湘语带嘲讽地讥为“修史不成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