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晚斯俄罗斯帝国（1855～1917）
第2章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主义与激进主义
亚历山大二世是“解放者沙皇”，是一个最终在1861年解放农奴的统治者。他同时还倡导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司法和军事方面。考虑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面对严峻的经济问题，他希望改革能巩固俄国而无须削弱独裁统治。但实现这样一个组合目标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亚历山大二世实际上比他所展示给人们的一面更加强有力和充满理想。
虽然改革有助于使俄国现代化，但这一气候在孕育现代化的同时也酝酿着人们的不满和不和谐。反动派、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以及政府官员既相互争斗也在自己中间斗来斗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一个著名的梦的场景中所说的话，恰好与这一时期相关：“所有人全都动荡不安，相互都不理解。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使得他的统治被悲剧性地中断，他那位反动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登上了宝座。
亚历山大二世：斯人和他的时代
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年仅36岁。尽管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想要教育和训练他使他能承担未来的责任，但这位新沙皇却并不怎么喜欢他的工作，或许只有检阅他的部队是个例外。这位沙皇尽管很聪明，但却不具有敏捷灵动的智慧，而且，作为一个沙皇的长子，他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和他父亲无太大区别。作为一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沙皇，与其说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作品感兴趣，倒不如说他对打猎和惠斯特牌（早期的桥牌）更感兴趣一些。但他毕竟还是有些仁慈心的，有一次他曾对作家屠格涅夫说，他写的对农民表示同情的《猎人笔记》，对他做出解放农奴的决定产生了影响。
尽管亚历山大二世童年时代的教师说他很容易被一点点困难搞得垂头丧气，但他却像绝大多数罗曼诺夫家族的人一样，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责任感和时代要求的结合，促使他充满活力地在其任期的头十年中完成了改革的绝大多数工作。但改革完成后，他的精力也消耗殆尽。在其统治的末期，他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受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的批评和谴责。他以及俄国的悲剧在于他没有明确的思想，也缺乏高瞻远瞩的魄力，不知道该怎样把其基本保守的本能和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要求协调起来。由于不能高瞻远瞩，所以，他在许多同时代人眼中显得犹豫不决而又软弱无能——有时像个改革家，而有时则又像个改革的反对派。莫斯科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二世童年时代的专职教师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对他的评价虽然严厉但却很恰当：“命运未能使亚历山大二世成为黎塞留或俾斯麦，而关键在于他没有利用黎塞留或俾斯麦的权力的能力。他有一个弱者的胆怯，并且，谁也不能阻止他使自己显得软弱。”
但是，尽管亚历山大二世有其个性上的缺点，形势却推动他颁布并实行了“伟大的改革”。1856年初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的确，落后成为俄国输给敌人的主要原因。正如1856年，斯拉夫派尤利·萨马林写道：
我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了，但不是由于西方联盟的外在力量，而是由于我们自己内部的软弱……现在，欧洲在为和平和安宁而欢呼，并希望我们能长久地为了对付我们曾经忽视的问题而焦虑……在我们当前必须对付的当代国内问题中，居首位的，是农奴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未来是个威胁，现在它已经成为进行任何重大改革的最大障碍。
农奴的解放
原因与背景
克里米亚的失败不仅使自从40年前拿破仑被打败以来被高估了的俄国的军事力量成了问题，而且也促使人们想到俄国的经济传统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反面的这样一个问题。于是，对任何制约俄国整体实力的因素的考察便变得十分迫切起来。许多人和萨马林一样，认为农奴制是整个经济领域以及社会改良的障碍。
参与改革方案拟订工作的尼古拉·米留金相信，农奴制必须取消，以便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资本所需求的工业化。尼·米留金的朋友、法学史家和西欧派康斯坦丁·卡韦林和沙皇主张改革的那些亲戚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坚定地认为俄国贫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奴制。尽管历史学家们仍在为农奴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着经济的发展而争论不休，但重要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和萨马林、尼·米留金及卡韦林这样的大人物也都相信，取缔农奴制会巩固俄国的经济，从而也就是在巩固整个国家。
1856年，尼·米留金的兄弟，德米特里·米留金将军起草了关于军队改革的备忘录，该文件指出有必要减少俄国传统的庞大而又耗费巨大的常备军数量，而以组建巨大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军来取而代之。但他又指出，只有先取消农奴制，这一切才能彻底实现。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里伯貌似高明地评论道，米留金的想法和总的思考，对亚历山大最终决定解放农奴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任命德米特里·米留金为他的军事大臣。
与俄国国力同样有关的是它的强国地位。拉丽莎·扎哈洛娃曾写道，克里米亚的失败、损失和外交上的孤立，是统治阶级精英们最主要的恐惧之源。这一恐惧以及想要给外国树立一个比较积极的形象，促使亚历山大及其官吏们下决心取消农奴制。
另一个原因是近十年中的农民骚乱，以及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群众性叛乱的担忧。1856年初，亚历山大二世对一群莫斯科贵族说：“从上而下废除农奴制比从下而上废除它好。”尽管亚历山大这种说法只好像是在暗示他有点担心俄国的农奴主们可能会联合起来抵制废除农奴制这样一种来自“下面”的威胁的可能性，而其实是他自己已十分担心。
另外两个附加的、导致农奴制被废止的因素是公众舆论和具有启蒙思想的官僚阶层。尽管多数农奴主们不愿意失去他们名下的农奴及依附于其土地的农奴，但起主导作用的舆论家们，从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激进派侨民编辑亚历山大·赫尔岑到保守派政论家米·帕·波戈津，都拥护解放农奴。
从1857到1861年，一些拥护改革的官员，如沙皇的兄弟康斯坦丁大公、代理内务大臣尼·米留金，都为了准备解放农奴法案而积极工作，内务部还强迫立陶宛贵族及其他贵族组成贵族委员会草拟解放农奴法案。虽然多数地主希望只解放农奴但不为他们提供土地，但亚历山大二世于1858年末明确指出，必须使某些贵族土地能让从前的农奴买得起。
中央贵族委员会在首都指导着外省新成立的贵族委员会的工作，1859年成立的修实委员会则负责研究各地送来的报告。三个委员会很快组成一个总委员会，尼·米留金在1861年解放农奴法案的起草工作中具有很大影响力。
解放法案
1861年2月19日，经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后该法案生效。由于政府不同意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宣言，使得宣言过了两周后（在一年一度的大斋前狂欢纵饮周之后，希望到时平民们的情绪已经恢复到清醒的斋戒期情绪）才在教堂里宣读。新法案从政治上讲，在贵族利益和农民及其支持者利益之间作了让步，而政府对双方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还没有什么把握。
新法案及其附录将近有400页之多，这使得其分外复杂，但解放农奴的规定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条：1.对农奴的“束缚权”被“永远取缔”（帝国境外某些地方如高加索除外，单独的解放法案抵达那里比较晚）；2.下一阶段将在未来数十年间研究调整农村乡绅关系及土地所有关系的新措施；3.从前耕种贵族土地的农民，与家奴不同，可得到永久占有的土地，其确切的亩数由双方协商及根据政府为每个省确定的最高和最低量标准以及通过中介人确定；4.绝大多数新土地都归村社，而非直接归个别农民；5.地主由于失去土地而受到的损失由政府期票和农民支付款共同补偿；6.农民除了选择免费或费用极低犹如“白给”的方式者，一年一度向政府以49年为期交纳补偿金。
这一法案仅适用于乡村农民——他们约占全民总数的40％，将近全体农业人口的一半。到1866年底，最终政府还是公布了进一步的法案，使其他农民能与已经解放了的农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大体上，所有的农民被划分为不同阶层：他们被基本法所裁定，村社及家庭对个别农民的支配力必须加强，农民仍然得支付人头税，而贵族则是免税的。
农民的反应及分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解放法案的反应是多样化的。许多被解放的农民对于复杂的新法令感到困惑，当人们告诉他们，他们得为他们所获得的土地支付赎金（支付期长达半个世纪）时，一是不相信，二是很失望。许多农民相信错误在于那些坏官和贵族，他们阻挠沙皇贯彻其真正意图。他们以为一旦他们战胜这些麻烦制造者，新的更优惠的法案就会出台。此后还不到一年，贵族就上报了1000多起骚乱，多数需要部队来镇压。1861年夏，亚历山大认为有必要警告农民代表团，他说：“除非我同意，否则一个农民也休想解放。服从法案和法令吧！认真干你们的活儿去吧！服从上级和贵族地主吧！”
总的说来，从前的农奴所获得的土地比解放前的份地少。农民中多于1／4的人，其所得份地不足以养家糊口——从前波兰地主的农奴，尤其是波兰l863年起义以后，以及皇家和国家农民的景况要好一些。全部贵族农奴主占有了大约2／5的土地，然而，以前的农奴——基数量远大于农奴主——分得了其余部分。农民最终为土地所付赎金远高于所值，而且其所得土地和地主所保留给自己的土地比，并不适于耕种。
从更实际的观点看，农奴对地主人身依附的结束，是向前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比较而言，这次解放并未导致流血的结果。最后，在经济核算中，诸如实际困难、经济现状、政治形势都会被考虑到。沙皇害怕更加平等的核算会激怒构成俄国精英支柱的本已愤怒的贵族阶层。
附加改革
尽管书报审查依然存在，但亚历山大二世中止了某些限制——在其统治的前七年中，俄国期刊的数量增加了8倍。不但如此，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国家财政，给俄国大学以更多自由，扩大受教育机会，还出台了其他一些较小的改革措施。除农奴解放外，还有其他三种较大的与地方政府、法律和军事有关的改革措施。
地方改革
地方（或地方政府）改革措施于1864年年初出台，为的是填充贵族对其农奴的支配权垮台后形成的空当。至于解放法案，它并不能直接立刻适用于帝国所有其他疆域。例如，白俄罗斯和西部乌克兰省份，直到1911年以前，都不允许出台地方立法，而沙皇也从不允许西伯利亚采用解放法案。尽管如此，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末期，在俄国所有50个欧洲省份中，有34个有了地方立法，而在这些省份中，有立法的地区达到300多个。
地方会议由三个独立的选举机构选举产生：乡村私有地主、农民、工厂主和商人。这些代表会议规模大小不一，但差不多每个都有40个代表，每年召开一次，每次不超过10天。贵族代表人数略多于来自广大农民的代表数，这两个阶层的代表总数约占地方代表委员会总数的80％。
地方代表自治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选举为期三年由三到六人组成的地方理事会。这些理事会全年工作，监督地方自治会的工作。地方代表自治会的另一项任务是选举代表，同样以三年为期，以便参加一年一度的省级代表自治会，而省级代表自治会也是由省级执行理事会选举产生。由于种种原因，这其中受过教育的贵族居多，他们有闲暇时间也有财力。在地方自治会和理事会的工作是不付酬的——在地方理事会成员中，贵族占明显多数，而在省级代表自治会代表中，贵族所占比例更高。
为了开展工作，理事会雇用了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和专家。后者包括教师、医师及其他医务人员、兽医、农艺师、统计学家。而在初等教育领域里，地方委员会则有很大不同。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末期，俄国欧洲部分有将近1.8万所初小，而在此25年前，整个俄国只有8000所初小。职业医师和兽医似乎是第一次能为农民派上用场，精神病患者、乞丐和孤儿同样也能从地方工作者那里获得实质性的帮助。通过组织消防队及其他措施，地方委员会帮助农民对付乡村中的火灾，还给他们上火灾保险。
尽管地方自治会主要以提供这些职能著称，但中央政府还要求它们履行一些辅助功能：让它们帮助招募新兵、安置军队、养护地方公路、保证邮政系统运行。地方税收是地方自治会主要的收入来源，尽管与中央政府税务相比被限制到很小的数额。虽然地方自治会工作效率提高，但农民仍然常常因各种难题而责备它们，抱怨地方自治会税收这一附加负担。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农民们》中，作家写道：“地方自治会因各种问题受到责备——因欠账、不公正的税收、歉收。”
1870年，当政府在许多城市设立城镇委员会（杜马）时，许多地方
自治法得以复制。代表由在有钱人中确定的三个选民选举产生。很快，一系列改善措施——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里的改善措施——陆续出台。例如，在圣彼得堡，花在地方自治学校的费用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的最后10年中增长了10倍。
司法改革
1864年末，经过数年艰苦努力，司法改革终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陈旧专断的、久拖未决的（在1842年法庭开审前，积压案件多达300多万）、腐败而又专制的司法体系被新的、主要建立在西方原则基础上的法律所取代。但和以前的两次“伟大的改革”相比，新司法程序并未能当下就被应用于帝国的各个方面。在帝国的某些省份，如白俄罗斯全境、乌克兰部分地区、波兰及高加索，陪审法庭制就未被贯彻实行。
在完全采用陪审法庭制的地区，下述原则开始发挥效应：1.两种独立的法庭体制的创立——较重大的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由常规法庭审理；较小的案件，则由自治会或市杜马选举的安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法庭审理。2.在无论哪种体系中，公民都有权向上级法庭上诉。3.司法独立于行政干预，法官职位为终身制，除非因道德不正当行为被免职。4.陪审法庭一般审理重大刑事案件，只有反对国家罪除外。5.律师的权力。6.法庭审理过程对公众公开。7.口头证词和起诉状同样可以被采信——与旧司法体系下只能采信书面证词的做法不同。8.确立职业律师制。
作为对新司法的补充，独立的军事、教会和农民法庭继续存在。由于农民占全体人民差不多4／5，所以，设在小行政区的法庭特别重要。在农奴解放后，政府再次建立了从前只为农民设立的此类法庭。在每个小行政区（小行政区为行政单位，一般包括若干个村社），此时农民可以从他们自己当中选举他们自己的法官。此类法官审理细微的农民的刑事过失罪，而且多数民事当事人只和农民有关。他们有权征收小额税款、实施短期禁闭，甚至有权判决对农民实行杖责，最高可达20下。他们的判决所依据的是与书面法相对的习惯法。
展开
1991年12月初，叶利钦和来自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宣告苏联解体。圣诞节那一天，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失去了国家的领导人，辞去了苏联总统的职务。克里姆林宫上那面有着铁锤和镰刀的红旗降落了，被蓝白红三色的俄国国旗所取代。俄国历史上的苏联时期就这样终结了……
——本书作者
这是一部由西方作者撰写的俄国史。作者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研究俄国及其苏联时期的历史，虽然从某些方面讲对史实的描述有待商榷，对某些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的评价也有偏颇，但由于作者身在庐山之外。其观点则相对客观。
——本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