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锋，1962年生，江苏高邮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江苏行政学院教授。专攻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抗日战争史等。
　　编著有《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图片中国百年史》、《图片二十世纪中国编年丛书》、《影像与断想：抗战回望》等。撰有《分合之际：二十年代初省宪运动背景之研究》、《民国初年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等论文。 
　　1999年起，参与历史记录片的拍摄，主创作品有CCTV的《百年中国》、《辛亥革命》、《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抗战》以及凤凰卫视的《庐山风云》、《大国船梦》等。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民众却始终无法忘怀。原因之一是那段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太过血腥和惨烈，注定要铭刻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底；原因之二是侵略者面对中华民族的大度，却始终不肯为此真心忏悔和深刻反省；原因之三是那场横亘于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由于搀杂了民族内部的恩怨，至今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未能披露于世人面前。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抗日战争发生的年代渐行渐远，战争的残酷不免淡化，战争的史实逐渐缺失，战争的面目已经模糊，因此真实而全景式地反映抗日战争，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本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宝贵而罕见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此为基础，撰成这本编年体的宏篇钜制，目的就是摒除以往对抗日战争模糊不清甚至人为扭曲的认识，全面而形象地呈现那段血与火的过去。

　　1931　东亚历史的分水岭
　　本年大势
　　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这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一年。经历过这一年的国人遭遇到数十年一遇的洪水、统一之局的破裂、国共内战与日本对东北的入侵等多种的劫难，留下了抹不去的沉痛记忆；而后代人从这一年的历史中感受到的依然是遗憾、惊讶、愤懑和屈辱。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方向一旦形成，轻易不会改变，可是就像黄河也会改道一样，在重力压迫下历史也会突然偏离固有的方向。无法不承认，1931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秋，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多年形成的东亚的“均衡格局”就此被打破，从此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已无安宁之日，直到把中、日与周边的国家都拖进战争的旋涡而后已。
　　其实，刚进入1931年的时候，中国人是有理由怀着美好的期待的。当时中原大战已经尘埃落定，不管这次空前内战起因的是非曲直，它已经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告一段落，苦于战争的民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内战的平息也有利于国家的重建与经济的发展。南京的独裁者蒋介石睥睨四周，军中旧敌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已经遭遇到沉重打击而纷纷流亡。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跨越国境，远走越南；山西的阎锡山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躲到了大连，并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冯玉祥的处境也同样悲惨，他经营与统率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分崩离析，只有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还能够为他在山西一隅提供一个避难所。党内敌手如汪精卫，已经狼狈流亡香港。蒋介石和从东北入关的张学良将军巳结成了稳固的联盟，共同主宰着整个中国。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受到已经肆虐欧美和日本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统一的再度出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实业界当时的气氛是很乐观的。但这个稳定只维持了数月，蒋介石和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发生政治歧见。骄横的蒋介石将胡汉民这位国民党的元老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这个冲动、粗暴、缺乏政治智慧的举动，立刻使国民党内部再度发生分裂，同情胡汉民与厌恶蒋介石的政治人物重新集结，广州甚至出现了新的“国民政府”。统一之局重又破裂。
　　国民党内部的再度分裂使国家立即处于危险的境地。而这年夏秋，发生了波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特大水灾。武汉等城市被汹涌的江水灌入。这场水灾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居民丧失了生命与财产，还使一亿多民众的生活立即陷入了困境。恢复正常生活及繁重的救济善后工作使各级政府焦头烂额。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东北形势已经极度紧张。蒋介石明知东北的危机，却集中30万大军并亲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和财力。
　　中国内部的剧烈动荡使日本的激进军国主义分子感到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早就图谋占领我国东北。经济危机带来的焦灼感更使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者把占领我国东北视为解决其国内经济萧条的关键所在。当日本关东军在9月18日夜按照预定计划在东北挑起事端的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做好处置这一巨大灾难的准备。从东北将领缺乏断然抵抗的决心与行动，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味地指望国际联盟的干涉，使这一场有可能加以控制的事变演变成为了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3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整个世界为这一幕的发生而瞠目结舌。从此，日本侵略的魔影紧紧笼罩着中国。中国人民已经无法回避这一生死悠关的问题。这个巨大的阴影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决策与行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为日本占领东北这一可怕的事件而发生了改变。
　　“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并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九一八”之夜
　　1931年9月的东北，凉意已深。18日夜，一轮满月高挂于清澈的夜空，皎洁的月光轻抚着东北的黑土地，大地泛着霜白的宁静。
　　奉天（今沈阳）城北约4公里处，有一座名为北大营的军营，晚上10点时，军营里的6000多官兵们早已酣睡。他们隶属中国东北边防军第7旅，该旅是东北军中的精锐。
　　距离北大营约800米处，有个地方叫柳条湖，到处长着茂密的高梁，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从这里通过。那天夜晚，在铁路的两侧，驻防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还在奉天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演习从白天就开始了。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日军组织了50多次的军事演习。进入9月以后，高密度的实枪实弹军事演习，不断地进行，军队进入了一级备战状态。不断的枪炮声，已经成为东北军民日夜最为熟悉的噪声。就是在这司空见惯的训练中，关东军完成了全面进攻东北的缜密而有效的准备。
　　关东军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护南满洲铁路的安全，但在9月18日10点20分，沉闷的爆炸声骤然响起。在现场，南满铁路的路轨被炸开了2米。就在这并不起眼的残迹，也就是不到2米伤口的路基上，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也拉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的序幕。
　　爆炸几分钟以后，日本军队在夜色中扑向北大营。
　　睡梦中的第七旅士兵被枪炮和呐喊声惊醒。他们得不到旅长王以哲的指示。因为这位备受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喜爱的将领，当夜没有宿在营中。值班军官直接打电话向沈阳城中的参谋长荣臻请示处置措施，荣臻见事态严重，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很快，他被告知张学良正在同英国公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在这紧要情况下，荣臻脑海中浮现的是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的严令，于是，他给惶恐和摸不着头脑的北大营的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营房中的官兵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和撤退。许多人甚至没有武器，大量武器已经集中起来，锁在仓库里了。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如凶神恶煞般涌来的日军还不到他们数量的十分之一。也不知道以前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军为什么突然要攻击他们。他们是军人，只能接受上级古怪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要他们战斗，而是逃生，哪怕缴械也行。这些本该保家卫国的战士，在上级的命令下莫名其妙地成了逃难者。但日军并不关心中国军队的和平态度，他们攻入营房内用日本刀和步枪杀伤不准备抵抗的中国军人。
　　王铁汉团长的六二。团没有能够及时接获撤退指示，面对毫不留情的日本士兵，他和他的部下不得不进行自卫性的抵抗。这也是北大营中、日军队最激烈的交火。19日上午5时5 0分，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第七旅在付出了死亡官兵149、负伤173名的代价以后到了东大营，但这里很快也被日军占领，便衣返回军中的王以哲旅长后来领着这支伤心的军队辗转到了锦州。这是大悲剧的开端，也是耻辱的开始。日本进攻的军队只有数百人，而北大营的中国军人有6000多人。但统帅他们的将领根本缺乏战斗的意志和准备。
　　柳条湖爆破以后约1小时，即9月18日夜11时18分，参与阴谋的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18日晚10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半小时后，他再次发报撒谎，说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日军兵少，陷于苦战。
　　旅顺，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接到事发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与会参谋大多参与了事变的密谋。他们一致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着手占领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本庄繁司令官立即很乐意地接受了建议，并追认了坂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下令关东军全面投入作战。在“满铁”的协助下，他当晚就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就近指挥。
　　在北大营遭遇攻击的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击，第二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适合寒冷地区作战）袭击沈阳的督军公署。他们遇到的抵抗很轻微。清晨6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内城，控制了各政府机构、警察所和通讯设施。北宁路车站被占领，与关内的交通陷于中断。数十万沈阳市民一觉醒来，悲伤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经换成了刺眼的日本太阳旗。
　　与沈阳遭受同样不幸命运的还有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
　　失陷地点    失陷时间
　　安东    19日上午6时45分
　　本溪    19日上午4时
　　盖平    19日上午4时
　　鞍山    19日上午4时
　　沈阳    19日上午6时20分
　　营口、田庄台  19日上午5时半
　　开原    19日上午5时半
　　四平街    19日上午5时半
　　长春    19日下午2时
　　抚顺    19日上午8时半
　　海城    19日上午8时半
　　辽阳    19日上午8时半
　　营口    19日上午5时半
　　铁岭    19日上午8时半
　　昌图    19日上午5时半
　　公主岭    19日上午8时
　　宽城子    19日上午3时
　　一夜之间，这些城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占领进展的顺利超越了关东军自己的预料。一个昼夜失地千里，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今，在东北最大的都市沈阳，竖着一块纪念碑：“残历碑”。碑上的累累弹痕中镌刻着一个醒目的日期：“九一八”。最近10年来，每逢这一天的夜晚，沈阳的上空便响起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它提醒如今和平的居民们，就是在1931年的这一天夜晚，当时还名为奉天的沈阳遭遇日本军队的突然入侵。就是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东北、中国、东亚乃至世界亿万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走上歧途的军国主义日本把这个世界推进了流血、流亡和屠杀的深渊。石原们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的首谋是日军的石原莞尔中佐。众所周知，关东军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尖兵，而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两位校级军官便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两个中心人物。但在战争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坂垣作为战犯受到处罚，石原却免于法庭起诉，只是作为证人受到传讯，出庭作证。这个喜欢收藏拿破仑塑像的小个子军官深通战略。根据他的逻辑，将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东方精神价值和西方物质价值的冲突。本来，他把美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决战的对象，但随着苏联的兴起，他认为苏联是近在眼前的最大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远不是苏军的对手。占领中国东北是他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
　　石原有着不同于其他显得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的思维。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本军官熟悉日本近代名将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的著作。他的住所收藏着许多拿破仑的塑像，他崇拜这位法国征服者。他要在中国东北实现这一征服梦想。这位个头矮小的军官，为了实现这个梦，筹划、等待了整整3年。
　　1928年10月，他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的助手。这位河本大佐在四个月前制造皇姑屯爆炸案，谋杀了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石原到来以后，当年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半年以后，河本停职，顶替他的是坂垣征四郎大佐，他和石原是武汉的旧相识。他们成了“远东阴谋”的轴心。
　　1929年7月，石原等组织了参谋“旅行”。当时声称目的是“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但他们的真正企图是为了准备武力对付中国的东北军，为此，甚至研究了哈尔滨与海拉尔等地的攻防问题。
　　在开始旅行的7月4日，石原在长春发表了《对现代战争的考察》的演说。石原有他特别的理念。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民族的最后决战，不能够称为世界大战。只有将要爆发的下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也是人类最后的大战。它将是以飞机为武器的毁灭性战争。最后的战争将在代表东洋文明的日本与西洋文明的美国之间产生。就像一位日本研究者所说的，石原等人的思想是以“20世纪反革命的最激进最好斗的面目出现的日本式军事法西斯”。
　　演说以后，他提议就东北的统治占领问题进行研究。事后，石原感慨地说：“长春的这一夜，是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后来石原一心研究满洲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并在1930年付印。关东军的参谋长三宅光治看到书以后说：“这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他一页也没有看就签了字。石原的答复是：“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在“旅行”的第三天，他作为“旅行”课题提出了（《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内容是“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后来，他还与坂垣一道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和东京的军事首脑们相信迅速占领东北是必需的，南面可以对付中国，北面可以防御苏联，东北成了日本的战略供应基地，补充日本矿产资源的匮乏，所谓“以战养战”是他战略的最好概括。
　　1947年5月，在山形县酒田市的临时特设法庭上，石原对新西兰法官艾利曼·诺思克罗夫特表示：“满洲事变的中心是我自己。就是锦州问题、满洲建国问题也都是因为我自己。为什么不把我作为战犯逮捕呢，不可思议。”石原不承认满洲事变是下克上，如他所说，第一，因为满洲日中军队冲突危险日增，关东军应该作好用武力达成任务的应变准备，这是基于陆军中央统帅部的命令和指示。关东军向军部提出积极意见，甚至屡次激烈争论，“但从根本上，可以断言，在军队的统帅、作战方面一次也没有违背命令或者指示”，不是下克上的行动。石原并没有推卸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责任，他的证词只是表明，他当时的计划不仅得到关东军少壮派的认可，而且在事变发生后，立即获得关东军司令的认可，而东京的军部也给予支持与赞许。

1931　东亚历史的分水岭
本年大势
“九一八”之夜
石原们的野心
江桥的抵抗
制造北平天津骚乱以扩大侵略
东北之殇
狂热的岛国
1932　南与北：孤独的抵抗
本年大势
锦州、哈尔滨被占  东北沦陷
鼎盛期的东北义勇军
十九路军与“一·二八”淞沪抗
伪满洲国的出现
国际联盟的介入
1933　城下之盟
本年大势
山海关的尴尬
热河的耻辱
长城鏖战
日本退出国联
困境中的东北义勇军
飞行热
1934　中国：岛国的后院？
本年大势
溥仪：从“执政”到“皇帝”
新生活运动
叶木花之死和藏本英明失踪案
中东铁路的买卖
1935　谷底
本年大势
华北的危局
“一二·九”运动
进退维谷的国民党
1936　殊途同归
本年大势
西安事变
日本的“二二六”事件
救国会“七君子”
华北：演习中的对抗
绥远的捷报
1937　到了最后关头
本年大势
卢沟桥的见证
平津沦陷
上海：四个月的恶战
八路军东进和平型关大捷
山西：日军的泥沼
南京的陷落
1938　以空间换时间
本年大势
堡垒般的山西
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作战
以水代兵的花园口决堤
保卫大武汉
晋察冀：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1939  积小胜为大胜
本年大势
胶着的正面战场
鲜为人知的冬季攻势
共产党武装的迅速成长
白求恩医生与战地救护
1940　窒息时刻
本年大势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张自忠的牺牲与宜昌失守
大轰炸下的重庆
1941　内与外
本年大势
皖南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冷冻
长沙：正面战场的焦点
敌后军民的困苦
租界：不再是避难所
1942　结盟后的远征
本年大势
三战长沙：盟军的唯一亮点
远征军入缅与蓝姆伽训练
敌后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
1943　光与影
本年大势
敌后根据地的复苏
湘西的常德会战
后方工业的困顿
1944　两条生死线
本年大势
大陆交通线与日军的“一号作战”
驻印军反攻缅北
滇西之战与中印公路的开通
敌后军民由守转攻
1945　永载史册的胜利
本年大势
苏联出兵东北
受降的荣光：从芷江到南京
战犯审判、日俘日侨遣返与战争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