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氏撰此书，只为一个目的：“民族文化自信”之确立。 其视“中国史”为“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是为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其坚持“言党义者当奉历史为中心，不当削通史以就党义”，是为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其视“昌明史学”为系关“民族存亡”之大业，是为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其力斥拉克伯里一蒋观云、刘师培、黄节诸人之”中华民族西来说”，是为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其一反顾颉刚之辈“疑古”之风，称赞中国唐虞以前所谓“传疑时代”，是为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其充分肯定中国疆域“自古即甚广袤”，是为确立“民族文化自信”；其盛称“我夏族虽时有亡国之痛，永无沦胥之祸”，是为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缪氐著有《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由南京钟山书局分别出版于1932、1933、1935年。
    《中国通史要略》“殆半”袭取《中国通史纲要》，亦分三册，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于1943年。是书之完成，凡历四载。采用章节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其论断民族，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以血统和种族为进退。
    其“是古”之态度，被学界视为与顾颉刚之“疑古”、郭沫若之“释吉”鼎足而三。
    顾颉刚以“较近理想”评本书：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臼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当代中国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