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土文献称说《书》
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六德》、《语丛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易传?要》诸文本均有称说《书》的现象，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缁衣》，《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缁衣》、《成之闻之》均有称说《书》之篇名的现象。这些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的现象，为学界研究《书》在周秦时期的流变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研究视角。马承源、李学勤、裘锡圭、廖名春、吕绍刚、郭沂、周凤五诸学者先后或就《郭店战国楚墓竹简》，或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或就《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关《书》之信息的只言片语进行过多侧面地观照，但由于其研究取向不同，所见多有差异，现将其放在《尚书》学史视域内进行审视，以期能够窥视到出土简帛称说《书》及其篇名各自的学术史价值。现按其称说《书》及篇名两类分别考论之。
第一节 出土文献称说《书》考论
从上章对马王堆帛书《要》与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称说“尚书”的比较分析可知：“尚书”二字在先秦时期是指“上古之书”，是普通名词，汉以后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对出土文献中的“尚书”一词，廖名春、王葆弦、池田知久诸先生以帛书《要》中的“尚书”为经学意义上的《尚书》之观点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孔子、墨子确实称说过作为普通名词而存在的“尚书”，在春秋战国之交，在儒家系统内“尚书”泛指上古之书可能是一种惯例，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儒、墨之间在“尚书”的称说上有可能存在一种授受关系。曾一度被近现代学者普遍接受的高邮王氏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郭沂以《墨子·明鬼下》中的“尚书”为普通名词，即“上古之书”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以此处的“尚书”指《虞书》的观点又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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