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伤痕
1979年，无论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史还是文化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年头，电影史更不例外。那一年，一共生产了65部故事片。“文革”后的中国人开始努力正视伤口，关于人性的讨论重新开启，那一点一点宽松起来的舆论环境让中国人鼓起勇气努力接近那段历史，从感伤和迷茫的情绪中走向希望。银幕上的故事也大多触及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试图以轻巧的叙事隐喻深重的主题。这次电影革命的力度和深度足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
报晓春天由李文化导演、李仁堂和谢芳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1979年摄制的《泪痕》描写“四人帮”被打倒后，革命干部与一个县里的帮派小集团斗争的故事。谢芳在影片里扮演原县委赵书记的妻子，因赵被害而变疯，含冤受屈多年，但她仍然执著地与“四人帮”余孽进行斗争。
正如影片的片名，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泪痕。
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厂”）出品了由杨延晋、邓一民导演的《苦恼人的笑》。杨延晋出生于1945年，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73年进入上影厂，改学导演。《苦恼人的笑》中的傅彬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苦恼也是那时人们的普遍烦恼。“四人帮”专政下，人们都不敢说真话，被迫有着双重人格。傅彬是一个记者，他需要负责任地讲真话，沉默、敷衍都是违背良知的。是顺应“四人帮”编造谎言欺骗人民，还是保持一个新闻记者的良心，说出真情？影片中的傅彬好像一位至亲密友为观众讲述他的痛苦，构成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苦恼”。
1979年，在西安，滕文骥、吴天明导演的《生活的颤音》也获得了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影片奖。滕文骥回忆道：“在文艺界的一股强大暖风的吹动下，我提笔写了剧本《生活的颤音》。当领导将影片拍摄的任务交给我和吴天明同志时，我们真有些胆怯。直到年初听了胡耀邦同志在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才壮了胆子，决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扎扎实实地干下去。”片子以“四五”运动为背景，通过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郑长河和他的女朋友徐珊珊的遭遇，表现了亿万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控诉。“在艺术处理上，我注意音乐故事片的特点，以郑长河创作并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抹去吧，眼角的泪》贯穿全片，并采用了回忆、幻觉等手法，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影片的主题。”1979年北影厂还出品了一部重要电影——《小花》，该片后来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小花》改编自前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小说主要描写的是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如果按照以前的思路拍，可能又是一部军事片。然而导演张铮决心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花大力气改编了小说，影片的主创认为：“调动那么多部队拍战争场面，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为什么不试试其他角度？”最后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影片应着力表现人物命运，而非战略思想。当时，刘晓庆被从四川借来，唐国强同样很年轻，而陈冲还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刚满18岁。谁也不曾想到，一部影片就催生了之后红透中国的几位巨星。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伴随影片的上映，也红遍大江南北。电影评论家钟惦柴为影片最终定名《小花》，钟老说：“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1979年的12月寒冬，上海的《电影故事》杂志以“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为题，报道了电影工作者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情况，这距离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已经整整过去了19年。正是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文艺工作走过严冬，迈入春天。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大会祝辞中号召：“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话给代表们极大的鼓舞和动力，很多导演、艺术家所积压的创作激情被讲话激发了出来。老剧作家于伶正在修改剧本《开天辟地》，导演陈鲤庭着手准备《大风歌》，时年69岁的导演汤晓丹筹备《淝水之战》。
1979年10月31日下午，上海代表团导演吴永刚、刘琼和演员张瑞芳、韩非前往京西宾馆看望香港电影代表团导演李萍倩、演员吴楚帆和夏梦。
一见面，吴永刚和李萍倩热泪盈眶、紧紧拥抱。他们从二十年代就在一起工作，“四人帮”使他们十几年不能相见，旧友重逢已是两鬓如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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