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什么是教育规划
第一章 初步的特性描画
无论教育规划是什么，它肯定不是治疗教育系统疾病的灵丹妙药，反过来，也不是只会酝酿灾难的魔鬼祸水。从最广泛的通用意义上讲，教育规划是把理性的系统分析运用于教育发展进程，使教育能更有效、更经济地满足学生及社会的需要与目标。
由此看来，教育规划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它采用的方法极其灵活，能够适应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迥异的各种局面。它的基本逻辑、概念和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实际运用起来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化，既可以粗糙简单，也可以非常复杂精密。所以，不能以为教育规划就是提供所有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刻板、单一的方案。
也不能以为教育规划只关心教育的数量扩张，即只是让事物变得更大而不是变得有所不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部分是由于教育规划太常被用于数量扩张，但这不是教育规划本身所固有的局限。误解的产生还因为如有可能，规划的制定就大量依靠统计。但是应该记住，统计只是事实的映像，而事实可能包含质和量两个方面。
教育规划从过去汲取智慧，为未来提供方案。它是未来决策和行动的起点，但又不仅仅是一幅蓝图。规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只关注走向何方，还关注怎样到达目的地以及哪条途径最佳。写下计划并得到批准并不意味着规划工作结束了，有效的规划还必须考虑自身的实施，考虑取得的或未取得的进展，考虑出现了哪些预想不到的障碍，以及怎样克服这些障碍。制定规划不是要把它们刻到石头上，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适。当为某一时期制定的规划付诸实施时，就必须根据实施情况，制定下一阶段的规划。
规划不是独裁者专享的游戏，尽管独裁者也会像民主领袖一样发现规划是一件有用的工具。因为规划本身不是政策和决定的制定者，它只是那些负有决策职责之人的婢女，无论这些人的职位是高还是低。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规划是或者应该是整个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从教师到部长以及国会在内的各级决策者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因为它可以帮助决策者更清楚地看待正在思考的那些目标，为实现目标可能采取的各种方案，以及每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规划有助于在可获资源的范围内，获取更大、更好的总体效果。
但是，要取得上述成效，规划必须使用广角镜头，聚焦许许多多相互纠缠的变量，将它们全都视为一个动态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视作一个可以进行系统分析的系统。
所以，在提出任何行动方案之前，规划者必须首先了解决策者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机动余地。比如，他们必须考虑社会的状况，它想走向何处，为此会对教育提出些什么要求；还必须考虑学生的秉性、需要、志向和实际预期；此外还有知识本身以及教育艺术与技术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教育系统批判地检视自身、采取明智的行动提高自身绩效的固有能力。教育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决定如何在动态变化的情境中，最佳地使教育系统那些盘根错节的内外部关系保持合理平衡，并不断将之引向指定的方向。
当然，上述种种是教育规划从未完全恪守的理想准则。但在教育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教育规划大多不必遵循这些准则，因为当时的教育系统比现在简单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各国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内容都不像今天这么复杂，规模更小，与整个国家的关系也没有现在这么错综难解。此外，教育机构及其周边世界的发展和变化速度也比今天慢得多。因此，教育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或者教育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不太可能突然严重失调。
然而，即便在这些简朴的年代，也必须有某种规划，作为教育机构常规管理和维持的一部分。除非是在社会极端动荡之时，教育规划可以简单、有限可以是教育行政中不起眼的日常工作，没有理由得到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关注，甚至没有理由得到一个专门的名称。
而今时过境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种如今耳熟能详、震撼世界的革命性力量相互结合，使教育领域经历了疾速而重大的变迁。我们将在后文中检视这些革命性力量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所有这一切怎样呼唤着全新的教育规划。但是现在，我们最好先来回顾一下这种新式教育规划的原始
第二章 教育规划的前身
今日教育规划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色诺芬在《斯巴达政体》中告诉我们，大约2500年前，斯巴达人是怎样筹划教育，以配合其明确的军事、社会和经济目标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项教育计划，为雅典对领袖人才的需求和政治目的服务。汉代的中国与印加帝国的秘鲁都规划了各自的教育，以满足其特定的公共目的。
这些古代的事例突出地表明，无论一个社会的目标是什么，教育规划都在联结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与其目标之间发挥着重大作用。此后的一些事例也昭示出，在社会纷乱动荡、精神世界骚动不安的时候，怎样利用教育规划促进社会变革，实现新的目标。这些规划通常出自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之手，他们在教育中发现了实现改革、谋求“美好生活”的有效工具。
所以，约翰诺克斯在16世纪中叶为全国的中小学和大学系统设计了一个规划，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苏格兰人既能得到精神救赎，又能享受物质幸福，两者相得益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经历着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击，在那些行事鲁莽的日子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一份教育规划”和“教学改革”等为题的提案，旨在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其中最著名的提案之一是狄德罗应叶卡捷琳娜二世要求拟定的《俄罗斯政府大学计划》，另一份则由卢梭起草，目的是让每一位波兰公民都接受教育（这份提案甚至详细到何时对桀骜不驯的学生施加体罚这样的问题）。
现代社会中，运用教育规划推动建设“新社会”的最早尝试自然当属新成立的苏联在1923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今天的标准看，它最初采用的方法论简单粗陋，但它却是一个持续、全面的规划过程的开端，而这个规划过程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2/3的人口为文盲的国家改造成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苏联的这一规划经历在技术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的经验。
上文提到的几个有关教育规划的历史事例在范围、目标和复杂程度上大相径庭。一些应用于全国，另一些应用于个别教育机构；一些毋庸置疑比另一些有效得多；一些昙花一现，另一些则是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过程；一些发生在高度独裁的国家，另一些则产生于更加民主、多元的社会。所有这些规划都有所启迪，但没有一项具备现代教育规划必须具备的所有特征。
但是，现代教育规划的前身并不止于刚才引用的那些辉煌、瞩目的事例。自教育机构诞生之日起，负责管理这些机构的人就得制定方方面面的日常规划。
以20世纪20年代一个典型的地方公立学区的行政长官为例，每年他都得预作计划，为下一学年做各种准备。最起码，他得估计一下会有多少学生，需要多少教室、教师、课桌和书本才够用，所有这些需要多少钱，到哪儿去筹这些钱，怎样用这些钱，以及什么时候用这些钱。这形形色色的估算最后成为一个为下学年拟写的预算方案，并最终落实到一系列的决定和行动上。这就是教育规划，虽然它那时还没贴上这个标签。它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教育行政官员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他是一个拙劣的规划者，他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那时的规划过程常常极其简单，为一所小型独立学校或学院所做的规划有时可能就写在信封背面。但随着教育机构和教育系统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随着预算和拨款过程变得越来越正规，规划过程本身也变得越来越精密和正式。但是教育规划的基本任务和原理与过去相差无几，其本质目标是保障教育机构的连续性和生存能力，并在条件看来许可的情况下，逐步实现扩张和提高。
但是总的说来，规划不用每年都仔细检查教育的目的及其对学生与社会所做贡献的价值，它们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如同吸入空气一般自然。课程、教学方法和全能的考试制度亦是如此。所以，规划的主焦点是教育的结构、后勤保障以及教育系统的需要，而非学生与社会的需要。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地区许许多多世代制定的典型的教育规划具有以下四个关键特征：（1）它对未来的展望是短期的，只延展到下一个预算年度（除非得建造新设施或者增设新的重大项目，此时，规划周期会向前稍有推进）；（2）它所涉及的教育系统是零碎的，各组成部分的规划互不相干；（3）它不是综合性的，对教育机构的规划是自发的，与整个社会和经济中新生的需求与动向缺乏明晰的关联；（4）它是静态的，想当然地以为教育模式本质上是一成不变，年复一年的，其主要特性不受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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