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打”墙？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性”问题——对保尔·格莱斯顿《从“墙”与“入境”：评近来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中关于“中国性”的策展思考》一文的回应
最近发表在《艺术》杂志上的文章《从“墙”与“入境”：评近来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中关于“中国性”的策展理念》嘲中，作者保尔·格莱斯顿将我和陆蓉之（VictoriaLu）均贴上“‘中国性’理念”的标签。我未曾看过陆蓉之的《入境》，因此现只就格莱斯顿对我本人的评论予以回应。
格莱斯顿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由于西方后现代理论持续不断地影响中国当代艺术（格莱斯顿将其称为“西方化”、“混血”、“无法摆脱地深深陷入”等），所以，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性”。并且，如果有人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时执意要谈论所谓的“中国性”的问题，无论是谈论特殊的当代社会背景，或者特殊的传统美学观念，那么便是企图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构筑一道墙，是阻挡西方人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对于格莱斯顿来说我在《墙》一书中所列举的各种“边界”只是一堵隔绝东西方的二维的墙。他还警告说，这种中国性在我的艺术策展项目及写作中有一种走向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动机的危险趋势，但他并没有列举出任何明确的或实际的证据。
据此，格莱斯顿认为世上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原则，那就是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它可以超越对历史现象的特殊细节的关注和分析，它可以被用以讨论中国社会中的任何艺术现象，包括其传统历史和当下的语境。他认为解构主义与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前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儒一道哲学有共通之处。他还指出因为中国与西方有着历史悠久的对话，所以就不存在“中国性”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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