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对古玩市场开禁，有人叫好有人担心<br> 2001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北京古玩城董事长宋建文出任会长。 对于古玩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宋建文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二位对此有不同的看法。<br> 宋建文先生认为，旧货与文物之间是一种包融关系，旧货包含着文物，文物只是众多旧货中的一个极小部分。据了解，北京市文物局对古玩市场的上市货品监管年限，起初限制在乾隆六十年以后，与国营文物商店的文物上市标准基本相同。经过验查符合上市标准的，文物监管人员将货品贴上印有“京文检”字样的标志才可在市场内销售。1990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年的市场营业额已经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与经营了几十年的国营文物商店相比，与大量存在的私下交易的浪潮相比，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对我国多年来奉行的不允许民间进行文物旧货交易的文物专营体制来说，却是一个零的突破。再有，北京市允许经营文物的国营店厂仅有7家，民间古玩市场的建立，一下便使个体经营单位的数量增加了几十倍。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突破。多年来，我国一直不允许民间进行文物旧货交易，家藏文物旧货只能到文物商店出售，否则就列为非法。人们固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家藏文物旧货送至文物商店，但一般店方只给货主相当于货品实际价值十之三四的价钱。<br> 宋建文先生认为，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的建立发挥了三方面的作用：<br> 首先是变私下交易为公开交易，使文物管理有的放矢。民间古玩市场成立以前，各管理部门对私下存在的白桥、象来街、官园、黄城根等文物旧货交易点采取的是不承认主义，虽屡抄不止又无能为力。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的建立使私下经营户有了公开交易的地点，各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有了明确的着眼点，对场内的文物旧货经鉴定属于禁卖之列的，规定不允许交易而做其他处理，从而杜绝了走私之风的蔓延，堵塞了文物管理上可能出现的漏洞。<br> 其次是满足了部分特殊人群的购物需求。初步了解，到市场购货者分为三类：一是国内外的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如世界著名收藏家西班牙首相来京，在日程未安排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到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购物，后因公务活动未成，第二天便派使馆秘书到市场为其买走中国传统工艺的新、旧花盆近百个；英国大使夫人亲口对市场管理人员讲她也是市场的常客。二是国内外的文物旧货经营者，尤其是境外经营者，他们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也有欧洲客人。如一位德国钟表商就是专门往返于德国与北京，到北京的唯一去处就是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三是旅游客人购买纪念品，如台湾一中年农民，自费到北京参观，行前家人朋友嘱咐，内地的鸡血石有名，便在参观名胜古迹之余，两次到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选购鸡血石，然后找人刻字留念。<br> 再次是文物价值的显现和群众对文物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平日盛米盛菜的盆罐突然价值千百，往常喂鸡喂猪的盘碗瞬间身价倍增，于是散落在百姓手里的文物旧货通过经营者之手汇聚市场。已经或正要被人们遗弃、毁坏的文物旧货被所有者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人们通过文物旧货的开放，认识了文物旧货的价值，对其重视程度迅速提高，从而使其中不准出口、需要保护的文物得到了应有的保护。<br> 而冯骥才先生则从潘家园古玩市场看到了民间文化的流失。<br> 冯骥才先生认为：我们的民间文化博大而灿烂，但挡不住现代狂潮，正在急剧地瓦解、消散、流失。如今每个城市都有古玩市场，它们就是民间文化正在流失的窗口。从这窗口往里一看便会一清二楚，比如北京的潘家园。<br> 前二十几年，在潘家园的市场上，最常看到的是硬木家具、名人字画、明清大瓶、木佛玉佛、文房四宝、柜中细软，以及种种精美的摆件与物件。人们拿老东西换钱时，总是先挑其中的精华。连从外地转手入京的老东西，也多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古董。那时，具有地域性的各地独有的民间文化尚未流人市场。<br> 上世纪90年代，传家之宝卖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寻些昔时旧物来卖。官皮箱卖光了，就卖老祖奶奶的梳妆盒；镜框里的画卖了，再卖镜框本身。堂屋里的竖钟和插屏卖了，便去卖厨房里的粮斗和月饼模子；过世的老爷爷的砚台笔洗卖了，踅摸卖老人遗留身后的烟袋、眼镜、帽头、扳指儿、烟壶和老衣服……反正老东西总值几个钱。最先掏钱买这些东西的是洋人。洋人很看重民间的事物，将其视为文物；但我们却把民间的东西当做过时的破烂，这就教洋人捡了便宜。于是，民间文化便源源不断地流人市场。随后，国人才渐渐对民间的东西产生了兴趣。<br> 市场是买方的。哪样东西有买主，哪样老东西便热销起来。于是从民间家居的各样物品，到各种作坊和商家的器具，再到民间艺人的千奇百怪的各类行头家伙——凡有做工的，凡形式别样的，凡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便有买主。这一来九州各地积淀了成百上千年不同形态的民间文化就开始冰消雪融，全面地瓦解，化为商品跑到市场来。每一种民间物品来到市场，便表明这种民间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剃头挑子来到市场，表明老式的走街串巷的剃头匠连农村也没影儿了；年画木版走上市场，说明木版年画已经无人问津；整箱的提线木偶出现在市场，不是告诉我们这种有声有色的乡野戏偶已然绝迹于民间了吗？有一次，冯骥才先生见一小贩卖翻制泥玩具的木模，便上前打听，打听得那小贩竞来自河南新乡。冯先生生怕以后在“泥人之乡”再也不会见到那种趣味醇厚的泥玩具了。<br>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冯骥才为了怕一辆清代中期的轿车和一扇巨大而豪华的明代木门被一位比利时人买去，流失海外，便出钱买下来。轿车和木门被先生买下，谁又能保证这类东西随后就不会如同“泄洪”一般涌入“古玩”市场呢？<br> 古玩市场的老东西，总是一批批地出现。当古董贩子们从某地弄来一样特别的东西——比方山西晋商家爱用的老冰箱，或者藏人那种用蒙兽皮做前脸的箱柜一受到欢迎，紧接着这种东西便会在市场上大批出现，成为畅销货。然而民间遗存总是有限，用不多时便不会再有。当一种民间物品从古玩市场上看不见了，便意味着它在其“发祥地”已经彻底消失。换句话说，在它的发祥地，一种本土文化形态已然灭绝。<br> 从这二十来年古玩市场上民间文化的大走向看，先是文化精品，后是生活文化；先是室内物品，随后是室外物品。当种种房契、地契、老照片、木匾、抱柱联、脸盆架、灯架、花盆、鱼缸、山石乃至家谱、祖宗画像和牌位都进入市场之后，便开始拆房推墙，出卖有刻工的窗格、门片、花罩、梁木、牛腿、刻砖、门墩及石础。近五年，市场流行各省各地的花片，其中有江浙一带“千工床”上镂花的雕版，也有各地花样百出、风情各异、精美绝伦的窗扇。这些花片价格便宜，尤为“老外”喜欢。由于不属于文物之列，出关完全不成问题。故此，花片一时极为热销。面对着这些大量充斥市场的民居构件，冯骥才先生似乎看到了大批优美的民居的毁灭！<br> 这是任何国家的古玩市场都没有出现过的事，但恰恰出现在我们这个文化大国！这才是冯骥才先生痛心疾首的。<br> 最近几年，古玩市场的另一景象是，民间用品开始出现了仿制品。赝品伪品，不止于名人书画，也开始伪造别种。从民间家具到老照片全面造假，甚至连“花片”也有了仿制品，做旧的技术也不错，常常叫人弄假成真。伪品的出现，说明真品的稀少。而民间物品的稀少，便表明各地的民间文化也已经分崩离析，寥落无多了。从潘家园的窗口里，冯骥才先生所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悲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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