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求学、行医、立志革命
先生幼年时候，当地还没有学校，只能进私塾求学。在七岁那年入学，到十三岁读完了重要的经书。可是乡村环境和私塾教育，拘束不了一位有天才有活力的英勇少年。就在他十四岁那年——（公元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的一年）随同他的母亲杨太夫人坐轮船往檀香山去看他的哥哥。这一次旅行，对于他的影响很大，在他亲笔的自传上，明白地写着在途中“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是一个重大的启示。这启示和一位宗教家所得的启示一样，使他得到自我的认识，和生命的觉醒。在这启示之下，他窥见了一生伟大事业的前途。
到了檀香山，他就开始接受西洋的文化。先入意奥兰尼书院读了四年书，到17岁那年毕业，再进阿湖书院读了一年；于18岁回到广东。广州和香港两地不过是一水之隔。他先在香港进拔萃书院，20岁转入皇仁书院。这时候对于英文的根基已经确立，所以他转而注意中国的经史之学。
这时候正发生了中法战争，我国军队失败，法军扰乱到福建和台湾一带；清廷于无可奈何中又在天津签订了辱国丧权的条约，把越南归为法国所有——法国现在越南所受到的困扰，就是当时进占越南的后果。因为这一重新的国耻，这位爱国而有革命性的孙先生就下了决心，要“倾覆清廷，创建民国”。
21岁，他进了广州美国教士所办的博济医院学医。医学本是一种非常专门的学问，可是这位青年革命志士对于国家民族高度的热恋和无限的同情，使他不能专把医学来济世，而且要拿革命来救国。所以鼓吹革命的活动，他就在学校里开始。
22岁，先生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这是一个新设的医学校，一切课程设备，当然比博济医院完善，而且在香港地区，从事革命活动也较自由。他在西医书院前后六年。在27岁那年，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们查看他当年的成绩单，就知道他学业的优异。可是他自入学那年起，即已积极地鼓吹革命，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为革命的结合：在那以忠君为天经地义的时代，他们就得到了“四大寇”的荣誉头衔。
毕业以后，先生开始行医，先在澳门设立中西药局，后在广州设立东西药局。他的药局并不以谋利为目的。这位抱着伟大同情的青年医师还借钱生息，来实行把免费药物，施给病人。他一面医人，一面还想医国，于是和郑士良、陆皓东等好几位朋友，联络防营，结纳会党，进行革命起义的工作。
“余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仅一年，又转香港雅利士医院（按即西医书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孙中山在岭南学校讲演》）
“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孙文学说》）
4. 中日战争与兴中会成立——首举义旗
中法战争以后，清廷的纸老虎已经完全戳穿。接着就是英国胁迫清廷承认其占有缅甸和西藏南边的哲孟雄部。法国强迫要广西的龙州辟为商埠。俄国的势力向东发展，侵占了帕米尔高原，更开始积极经营西伯利亚。由于外患的加紧，国内维新的潮流渐渐起来。这位青年革命志士在这潮流初起之时，也曾和陆皓东游历过平津一带，并南下武汉三镇，观察长江形势。这次旅行，使他看破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女主西太后的愚昧专横，认定这绝不可能从变法维新，挽回大局。正在那一年的7月25日，中日战争爆发。不到两个月，日军攻下平壤，随即渡过鸭绿江，攻占中国的凤凰城，并打下了旅顺。清廷海陆两军在很短期间，已不能再作有效的抵抗。这一个刺激，对孙先生太大了。他觉得要救中国，非创造新的生机，打开新的局面，没有办法。所以南下之后，重返檀香山，约集他的哥哥德彰和邓荫南等二十多人，创立兴中会。在那年（1894年）的11月24日开始征收会费，发表宣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组织。
这新兴的革命组织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在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已经确切地表明了。
这一位想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先知先觉者，绝不空谈或坐谈革命。他要拿行动来实现他的理想。在1895年的2月，就把兴中会的总机关，从檀香山迁到香港，并且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攻取广州。在会议中，采取了陆皓东的建议，制订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军旗。大家前往广州，策划军事行动。原定10月26日（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日）在广州起事。不料事机不密，香港军械又未能如期运到，以致陆皓东等被捕，为清吏所杀害。这次起义虽然失败，可是以极少数的志士，竟敢和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国搏斗，实在表现出这新兴的革命组织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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