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孙中山初在广州行医，除在西关冼基设立东西药局以外，还得教友左斗山、传教士王质甫的帮助，另设诊察所于广州双门底基督教长老会的圣教书楼内。“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设，其司事日王质甫。”左、王二人皆先后为兴中会会员。其中，左斗山笃信新学，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如、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皆尽量寄售，是广州唯一的新学书店。康有为是该书店的常客。
圣教书楼的内后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每星期由王质甫兼任讲道。经笔者初步考证，双门底圣教书楼位于今广州市北京路北端日“财厅前”地段，背靠原法国领事馆（1866—1927年）的大片园林，与清“藩司”（辛亥革命后在“藩司”地址上建立广东省财政厅大楼）相邻。以笔者之见，圣教书楼极有可能就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今广州科技书店）的前身。
“乙未广州重阳之役，杨衢云在香港以长短枪六百杆，伪装胶坭（泥），寄圣教书楼王质甫名收，为海关破获，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领事保释。先是粤督谭钟麟因闻党人多属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会同西牧师香秉文到轮船码头截拿，王质甫得香牧师密通消息，步行赴韶关入江西走脱。”
可见，圣教书楼不仅是一家专卖西方新学的新式书店、孙中山先生早年行医的诊察所所在地，而且还是1895年乙未重阳广州起义的重要机关之一，陆皓东就是为销毁党人名册而返回圣教书楼时被捕于斯的。实际上，在陆皓东返回之前，左斗山已经将党人名册投毁于水井里了。孙中山等之所以把党人名册、枪支武器等藏于圣教书楼内后进基督堂内，而不是藏于其几百米之外的王氏书院里，是因为当时衙门不敢随便干扰礼拜堂，否则易引起传教士抗议，进而演变成外交风波。孙中山等正是利用这一点而将乙未重阳广州起义的重要机关，设于圣教书楼内后进基督堂中的。
圣教书楼属主左斗山，因是被捕并得美领事保释后，仍不改初衷。为宣传起见，更在圣教书楼对面的卫边街（今吉祥路南段与广卫路交界处。当时双门底街北端与卫边街之间的街区比较空旷，故二者只是打“对面”的关系，不像今日之此地，人烟稠密，楼房障眼）租了一间大厦，辟为“大光观书楼”，陈列古今中外图书及新旧约《圣经》，供人观览，并请苏复初主理其事。其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精神，堪为后人之懿范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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