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在全社批斗“走资派”时，王（子野）范（用）首当其冲。当时社内领导成员不少，但龙多不治水，真正干事的主要是他们二人。不论是谁，对此都心知肚明。当造反派责问时，子野同志总是支支吾吾：“记不清楚了，可能……”而范用呢，总是抢着回答：“是我，是我干的，跟别人无关。”有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青年专家，因大学毕业后未服从统一分配，失业在家，范用就把他请来做临时工，这竟被当做走资派招降纳叛的罪行来批判。此事本来与范用无关，他也在批判会上认罪，把火力吸引过来，以便丢车保帅。
第二件事：在“牛棚”中，范用认识了缪平，并与之结成生死之交。缪平本名周学斌，原籍江苏盐城，出生于上海。其父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包打听（探长）。缪平在读高中时背叛家庭加人地下党，利用其社会关系保护组织和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进入苏北解放区。上海解放后，返沪从事青年工作，不久调北京团中央所属中国少年报，任编委兼秘书长。在那个“大跃进”年代，他对“三面红旗”的质疑比彭德怀元帅还早，所用语言也如出一辙。他患肺病在疗养院休养时，白天向伟大领袖写万言书，晚上说梦话“骂”老头儿“热昏”，结果被同室的人告密。正好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期，未对缪处分，只在中层干部中通报批评，材料不入档，但必须调离团中央。这时，人民出版社奉上面指示，正在恢复通俗读物出版社（后改名为农村读物出版社），先筹建搭班子，待条件成熟时独立，缪平就是在这时调进的。不久，“文革”开始，范用和缪平都进了“牛棚”，两人在那里熟悉，并成为知己。缪平后又遇家庭破裂，孤身一人被扫地出门，住在范用旧居附近的一间平房内。范用之子范里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爸爸给缪叔叔送吃的东西。“四人帮”被粉碎后，缪平乐极生悲，吃烤馒头片戳破食管，经北京多家医院治疗未愈。由于无人照料，只好把他送到天津他的二哥处，因其二嫂在医院工作，便于护理。不料缪平手术后，遇地震病房搬迁，造成伤口化脓病危，非常希望见独生女多多一面。他二哥来电话后，我立即向范用报告，他叮嘱“我们一定要帮缪平实现这个愿望”。他向单位要了一辆小车，晚饭后就在工体北门口等着。我通过青年印刷厂一位朋友的女儿，半夜里才找到多多，上车时已近子夜，到天津时东方已经发白。缪平终于见到他唯一的女儿，安然地闭上了眼睛。范用不愧为缪平的生死之交。在那个年代，一个领导干部不考虑个人得失，对一个“有问题”的下属能如此赤诚相待，实在少见！
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撤销，所有人员全部回京。其中有一批老干部，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还住过“牛棚”。当时机关里还有军代表，别的事不管了，但还掌握着人事大权。有些老干部本来就不应该去干校的，因为“五七指示”中就有“除老弱病残者外”这一条；既然在干校还可以劳动，为什么军代表要他们马上办理离休手续呢？
在领导小组开会时，范用认真地问军代表：“为什么不安排一些老同志的工作？”军代表回答：“办公室都满了，没有座位了。”范用再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是的。”军代表拉长了声音回答。“好吧，这个问题就由我来解决。”范用当场立下了“军令状”，然后就回五楼，清理那间他坐了十多年的520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在五楼西头，总共才十四五平方米，正对着厕所。有人跟他开玩笑：“古有太史公，今有闻屎（文史）公。”他苦笑着先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再把报刊捆起来，放到斜对面我们大办公室的角落里。然后向总务科要来两把马扎，放在长沙发的对面，让周静、柏宏文、高野夫、李蓬茵四位老同志坐下办公。不久，范用命我把《新华月报》从新华社接了回来（该刊在“文革”中曾一度停刊，周总理发现后令新华社接办，版权页与刊号等都不更改），他们就都参加了《新华月报》的编辑工作。周静同志是人民出版社参加革命最早的老干部，受党的派遣，曾潜人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做情报工作，对革命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从《新华月报》离休后，他还被文化部聘为《新文化史料》主编。柏宏文同志在抗战前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社联”成员，当时尚未人党，因贴革命标语时被反动派逮捕，关在草岚子监狱。抗战初期经党营救出狱后参加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被日军俘虏，后被送到东北某矿山做劳工。他从虎口逃出后一路要饭回到原来的部队。高野夫和李蓬茵两位同志也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各有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史。老高后来还被全国文联调去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离任后又被全国诗词学会聘为副秘书长。要不是范用坚持正义，据理力争，这四位老干部从干校回来后就不会再有工作的机会了。 郑超麟何许人？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范用离休后，经常去看望楼适夷老先生。他原是与范用在同一个楼办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有关郑超麟的事迹正是由他给介绍的。上世纪30年代，楼与郑遭反动派逮捕，成为同监的难友。郑在国民党监狱先后坐过7年牢。解放后因“托派”问题又坐了28年牢，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公民权，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96年范用出差时，第一次与郑见面。关于这次见面和编辑《郑超麟回忆录》的情况，范用在《泥土·脚印（续编）》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郑先生住在一所简陋的居民楼里。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十分亲切的印象。我在他面前是个后生小子，郑老却一点也没有架子。
郑老说：我和你是同行。原来早在二十年代郑先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出版机构叫“人民出版社”，而我去拜访他时，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通过不少封信，我竭力鼓动郑老撰写回忆录，因为他是早期党史的见证人，已经很难找出第二个人。郑老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一张一九二三年拍摄的“少年共产党”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留影中，有周恩来、王若飞、陈乔年、郑超麟等人。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出版《郑超麟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内部发行。
一九九八年我把郑老前前后后写的回忆录，以及《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加上诗词《玉尹残集》、诗词近作汇编三卷《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数十万言交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编此书，全稿我阅读了三遍：第一遍为初读，第二遍为编选，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样。在北京植字排版，制成菲林寄香港付印，力图在郑老百岁大寿前出版。出版社全力以赴，将第一册书赶送到上海，飞机中午到达，郑老却已在当天上午去世，距他心血结晶送达上海仅差数时长。令人欣慰的是，郑老生前为文选写了一篇自序，也可说是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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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