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学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流派复杂，争端不断的特殊时代。文坛上诗派纷争虽然不像政坛上的党争那样残酷血腥，但激烈程度却是不相上下。这些争论，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审美之争，也有意气之争。明清诗学的风气确有明显不同。清人往往比较严谨，多充满理智的持平之论；明人往往意气用事，理性不足，极端、激烈、粗疏、偏颇时时有之，但针锋相对，斩钉截铁，观点和立场都很清晰，绝不是四平八稳，模棱两可的。在那个众语喧哗的时代，不来点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声响就无法引人耳目以耸动天下。一种理论的策略竟演变成举世的风气。明代归有光曾讽刺他的同代人王世贞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坦然解嘲说：“妄则有之，庸则未也。”狂妄而不平庸，差不多就是明代诗坛风气的写照。二冯处明末清初，其学术风气主要是晚明式的。他们反江西，亦反严羽；轻七子，轻公安，亦轻竞陵；贬格调，亦贬神韵。正如冯舒在《放歌》中以旁人的眼光自我写照道：“李何王李文章伯，子视一钱亦不值。袁汤锺谭天下师，子独唾骂供笑嗤。”他们的趣味和主张差不多与当时流行之诗派相左相敌。二冯在当时诗坛上，非执牛耳，却自成一派。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与下层，在诗学上自然要剑走偏锋，方能出奇制胜。对这种狂而不庸的学风，特别需要一种知人论世的态度与能力，得意忘言，以了解其真精神。<br> 古今人情事态，虽不同而其理实有相通。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当下世事的洞明，不但有益于对往事的理解，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前理解”。望南长期从事行政工作，与一般年轻的博士生相比，阅人阅世丰富，颇有知人论世之识力。现在不少研究生写论文，可以排列许多材料，有许多“考索”却无法“独断”，有时真是“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处”（借严沧浪语）。我觉得陈望南之长处就在于有识力，有独断。他的研究是抱着与先贤“对话”的姿态来展开的，他对于二冯的理论与创作的优劣利弊，力图站在学术史高度上有所评判。尽管不一定准确，但确实实在在有自己的思考。他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也不是一味遵从。比如，他对冯班《严氏纠谬》的一些批评就与郭绍虞、钱锺书先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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