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甲的出生地苗栗县，地处台湾西部沿海平原的北端，是东部山地和西部平原相交接的地带，著名的“铜锣湾断层”就在这里。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在这块土地上，聚居着从福建漳州、泉州地区迁来的“闽南人”（亦称“河洛人”）和从粤东、闽西迁来的“客家人”，也有少数的高山族同胞。□甲的祖先就是从粤东嘉应州（今梅州市）迁来的“客家人”。
所谓“客家人”，是指自西晋永嘉年间之后，为避战乱，陆续从黄河流域和江淮大地移居南方而其后代操客家方言的汉人。客家人的南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特别是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农民大起义以及南宋末年的异族入侵，促成了几次大规模的南迁高潮。不少中原人成群结队迁徙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的山地，定居下来，当地原先的居民便称呼这些新来的移民为“客家人”。
现在聚居在粤东嘉应州一带的客家人，大都是在南宋末年从福建、江西迁来的。这次迁徙与文天祥率领“勤王之师”，从江西、福建转移到嘉应州有关。据《嘉应州志》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后来，文天祥不幸在海丰县的五坡岭被俘，“勤王之师”在崖山战役中也几乎全军覆没。年仅九岁的南宋末代皇帝赵□，在丞相陆秀夫的背负下，投海自尽。延续了150多年的南宋王朝，从此灭亡。嘉应州经过此次事变，又复荒凉。此后，从福建、江西迁来一批客家人，才算改变了嘉应州的荒凉局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曾作过吟诵：“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
逢甲家族的二世祖丘文兴（字创兆，世称“创兆公”，据说他是岳飞的曾孙婿）就是在这个时期，追随文天祥的“勤王之师”从福建上杭迁居到嘉应州所属的镇平县员山（现今广东蕉岭县文福乡）。逢甲后来曾经写过这样两旬诗：“东望军山念吾祖，勤王当日亦复师无功。”用以怀念其祖先创兆公当年跟随文天祥“勤王”的事迹。刘士骥先生（广东龙门人）在《梅州丘氏创兆堂记》中，也作过类似的记述：“梅州丘氏，始迁祖讳文兴，宋征士，文信国参军也。先世由中州迁闽……少与乡人谢翱善，信国勤王师起，与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国已北行，复与翱同归闽，道梅州北，今镇平县之文福乡，喜其山水，因下居焉。”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逢甲的祖先丘创兆，原先住在福建，因追随文天祥的“勤王之师”入粤。文天祥被俘后，他和谢翱同返福建，途经广东镇平县文福乡，被此地的秀丽风光所吸引，便定居下来。创兆公定居文福乡后，仍念念不忘宋室江山，在当地倡建“相公祠”和“宋恩亭”，用以祭祀民族英雄文天祥并寄托遗民之思。他的民族气节，也影响其后代，“其后代子孙虽有学行，但终不仕元”③。
丘氏家族在现今蕉岭县的这块土地上，经过十几代的繁衍，到康熙年间，已成为这个地区的大家族之一。创兆公的后代，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当今国际著名数学家、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兹数学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先生及其父辈、祖辈也是创兆公的后裔。
到了乾隆年间，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率领家人离开蕉岭，东迁台湾。逢甲后来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东迁四世过百载，故居乔木苍烟霏。”用以吟叹他家的变迁情况。这两句诗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句诗推断：逢甲的曾祖父大概是在乾隆末年（18世纪80至90年代）移居台湾的⑤。
逢甲的祖先为什么要离开故土东迁台湾？这恐怕与粤东“山多田少，人稠地狭”有关。我们知道，整个粤东兴梅地区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可耕面积相当少；明代以后，这里的人口剧增，谋食很不容易；再加上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致使许多失掉土地或得不到土地耕种的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到东南亚一带谋生。假如说，粤东兴梅地区是一个山区，那么，地处闽、粤边境的蕉岭县更是山区中的山区了。这里山更多，田更少，谋食更不容易。在丘逢甲的祖居地文福乡，至今仍流传着IH时代的一首民谣：“嘟、嘟、嘟，吹过印下、白泥湖，粥水邦番薯！”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旧社会当地劳动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他们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也只能过“粥水邦番薯”的生活，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谋生。
在蕉岭外出谋生的移民中，移居台湾的人数最多。据统计，在台湾的客家移民中，来自蕉岭的人数占居首位。直到现在，蕉岭大多数村庄的居民，都有自己同宗族的亲属在台湾。在台湾近现代的名人中，祖籍是蕉岭的，除丘逢甲外，还有黄清泰、吴汤兴、罗福星、丘念台、吴浊流、林海音、刘阔才、徐庆钟等人。蕉岭先民大量移居台湾，一来是因为此地与福建毗邻，蕉岭先民大都是从福建迁来，与福建居民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受清代中叶福建居民大量移居台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蕉岭这块地方“人稠地狭”，不易谋食。
当时，台湾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有大量的荒地可以垦植，比较容易谋食。时人有“台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一岁所获，数倍中土”的说法。再加上台湾孤悬海外，所谓天高皇帝远，清朝统治“鞭长莫及”，封建压迫和剥削相对轻一些。这一切，对于闽、粤人民是颇具吸引力的。
此外，交通便利也是造成闽、粤人民大量移居台湾的原因之一。台湾岛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海峡最宽处不及二百公里，最狭处仅一百三十公里。每当天气晴朗的日子，登上福州的鼓山大顶峰极目远眺，便可隐约望见高耸在台湾北部的鸡笼山。在顺风时节，帆船只要一天多时间就可以从福建沿海到达台湾西海岸。这样短的距离，这样方便的交通条件，比远涉重洋到东南亚各地更为便利。
造成闽、粤人民大量移民台湾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在巩固了全国的统治地位以后，采取了开放海疆、鼓励移民的政策。我们知道，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加强，特别是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壤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投降清朝后，清朝统治者在是否开放海疆的问题上，虽几经反复，但最终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采取了解除海禁、开放海疆的政策。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福建巡抚鄂尔太向朝廷奏准：凡妻子在内地的移民，允许其家眷迁移台湾。这就进一步放宽了移居台湾的限制。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闽、粤两省的人民移居台湾者显著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蕉岭先民在清朝中叶以后，便大量移居台湾。
大陆移居台湾的人民，以福建的漳州、泉州所属各县的居民最多。据统计，漳、泉移民大约占整个移居台湾人口的五分之四。
粤东客家人移居台湾的时间比闽南人晚，西部沿海平原大都为早先移台的闽南人所居住。因此，粤东客家人来台后，大都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山问盆地和近山地带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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