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1908—199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以出版《良友》画报闻名海内外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九年起先后在上海、桂林、重庆主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末，与老舍合作成立晨光出版公司，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版协副主席、中国版协副主席。一九九○年，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曾主持《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晨光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等图书的编辑出版。著有《新传统》、《编辑生涯忆鲁迅》、《编辑忆旧》、《回顾与展望》、《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等，译有《室内旅行记》、《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月亮下去了》等。

    《编辑忆旧》是一位老出版人的回忆录。作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以出版《良友》画报闻名海内外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自此与新文学出版结缘。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总结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到徐志摩的《爱眉小札》、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钱锺书的《围城》……一本本新文学名作，经由作者走入万千读者的心中。作者以亲切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一本本图书诞生的故事，动情地回忆了与蔡元培、鲁迅、茅盾、郑伯奇、郑振铎、徐志摩、曹靖华、丁玲等师友的交谊，记录了他们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孳孳于文化事业的身影。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br>    1922年我进松江县立第一高小，国文老师王者五见我喜爱看书，就把教员办公室书橱里几包多年来尘封未动的《新青年》、《新潮》，一本一本地借给我带回家去。这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定期刊物这一出版形式，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新思想；更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发现课本之外还有一个极大天地。接着我便常去离家不远的松江县立图书馆，借阅新文艺小说和《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正巧这两年暑假，由共产党员侯绍裘担任校长的景贤女中，假图书馆大礼堂办了两期暑期学术演讲会[1]，应邀来松演讲者有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杨贤江、沈雁冰等，我和几位小朋友都去听了。当时说不上听懂多少，至多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但对最后两位演讲者印象甚深，因为我已从《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的版权页上，知道他们分别是两种杂志的编辑。1923年，上海创办了《弥洒》，这本曾被鲁迅认为五四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艺月刊，三位创办人中，赵祖康、钱江春都是松江人，胡山源正在景贤女中教书。这一刊物在小同学中广泛传阅，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的浪潮，这一则因为它是我们松江人编的，二则赵祖康的堂弟就在我们班里。事过后，我就和同级好友夏侠（松江叶榭人，天资聪慧，可惜升入交大附中后因厌世自杀）商议，我们自己不也可以编个刊物吗？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在王老师的同意下，在毕业前几月，居然用油印机编印了几十本分送级友。至于刊名叫什么，内容如何，完全记不起来了；但《弥洒》的出版，确实给了我想长大了当个文艺编辑的第一个启示。<br>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时，我已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一年级。6月3日，美国校长卜芳济在全体爱国学生面前，竟不让升半旗为死难烈士致哀，强把国旗夺下，踩在脚底，一场反帝爱国的学潮爆发了。暑假后，离校师生五百余人在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的支援下，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由我们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大学暨附中，我就转入附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全校师生弥漫着一股奋发图强救中华的爱国反帝热情。附中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设编辑部，出版附中校刊（（晨曦》，我被推为四个编辑之一。1927年我升入高中三，第二卷起由我主编。我便大刀阔斧地把从教会学校带来的校刊中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砍掉了。编排方法、封面设计和用纸都来了个大革新。虽是综合性刊物，重点放在文艺上。每期十二万字，由校内师生执笔，用白道林纸印一百八十页，加套色封面。每期印一千册，向校外公开发行。印刷成本除自治会经费外，不足之数，分别向同学家长所办工商企业兜揽广告，以资弥补。这三年，我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些文章，除发表于校刊者外，也投向《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和《申报?艺术界》等。校刊的清样，我自己上浙江路华丰印刷所校读；书出版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踏车去本市分销处送货。眼看手写的文稿，一旦排成铅字，顿时变了样；再印在白纸上，加上一个漂亮的封面，钉成本本，送到众人手中，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在社会上起着它自己的作用。这个奇妙的过程，大大地吸引了我这个中学生，感到我的一股劲，从此有了使处了。直到今天，我的书柜里还保藏着两卷合订本《晨曦》，想不到它已成为我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起脚点，更增加我对这一纪念物的爱抚和珍惜。解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把它编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1]，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br>    我从附中毕业是1928年夏。这年春，我代表附中毕业生参加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光华年刊》编委会，让我当印刷主任。通过一位广东籍同学的介绍，第一次去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委托代印，一谈就谈拢了。这家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别具一格的新型出版机构，华侨投资，实力雄厚，备有新式印刷机，颇具规模，经营作风也正派。中国出版史上被称为第一本大型画报——《良友画报》，远销全球华侨社会，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广东台山人，在岭南大学读过书，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读物，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是一位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新型企业家。年刊印刷任务被接受后，我经常往“良友”跑，和伍联德一见如故，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年刊印成前夕，我向他告别，大家都有不胜依依之感。言谈间，我随便问他：“你们出了各种画报，如体育的、妇女的、电影的等等，为什么不出一种专给大学生看的呢？”他想了一下，就说：“你写个书面计划来吧！”9月中大学开学。有一天，他忽然驾车来校找我，说计划很好，邀我半工半读，立刻去担任编辑。这样的好运气，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但自问究竟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决不敢独自去冒这个险。随后由伍另聘明耀五任主编，我任助编，1929年1月，《中国学生》月刊创刊了。可惜内容与我原计划的不同，销路呆滞。第二期起，明耀五辞职，去汉口教书，伍联德推我上台，就这样一直编到大学毕业前一年——1931年。<br>    我是沿着“良友”所出画报的传统方法编这个刊物，有一定的知识性，偏重于趣味，思想性很薄弱。那时，日帝魔掌已深入东北宝地，蒋介石提倡不抵抗主义，高喊“先安内后攘外”，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难深渊。1930年秋，学校里国民党特务学生挑起的一场学潮，我亲身挨到的拳打脚踢，大大地冲击了我那种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1931年初，“左联”五烈士在龙华英勇牺牲；秋天，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反革命文化“围剿”随着在上海开始。四马路上的进步书店，正如鲁迅所说：“封闭的封闭，关门的关门，暗暗改换店主‘重复旧业’的也有。”而“良友”独处北四川路，却像世外桃源，什么风浪也刮不到它。我虽在大学里读英国文学系，自己喜欢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搞些翻译，写些研究文章，但平日接触到的国内外形势和阅读到的革命书刊，给了我更深刻的教育。例假日去四马路看看开明、北新和其他进步新书业的文艺出版物，开始感到当编辑就得当个有理想的编辑，出书就得出推动时代前进而有益于人民的书；回头看我过去三年走过的道路，不免自惭形秽。再环顾新书业所遭受的迫害，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再隔一年就要毕业，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里，难道不能有所作为吗？“良友”过去也出版过三十多种文艺书，未受读书界的重视。我就暗自盘算：能否在这里另辟一条出文艺书的路子呢？如果得到伍联德的同意，就把（（中国学生》停办，专编文艺书。伍支持我开始稳扎稳打，从小做起。于是售价一角的《一角丛书》从1931年9月初开始出版。<br>    这套综合性的小丛书，主观上争取多出文艺方面的。当时我认识的成名作家仅有同乡施蛰存，他第一个出来支持我。徐志摩正在教我英国诗和小说；陈梦家、何家槐等青年作家就是在徐志摩家认识的。小丛书出了几种，反应平平。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内风云，瞬息万变。我意识到组稿工作再打不开，便无法满足大时代激荡下万千读者的迫切要求。正在我彷徨苦闷的时刻，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来到“良友”编辑部，他开始为《良友画报》写国际述评，随后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   <br>    ……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br>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br>从爱读书到爱编书<br>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br>——《一角丛书》<br>鲁迅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br>为了出好书<br>——《鲁迅与书》序<br>重见丁玲话当年<br>——《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br>丁玲赠我以《母亲》<br>鲁迅与《木刻连环图画故事》<br>鲁迅·麦绥莱勒·连环画编文<br>——参加连环画研究会有感<br>关于周扬编《高尔基纪念论文集》<br>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br>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br>三十年代的革命新苗<br>——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中篇创作新集》<br>记四十五年前的一部小说年选<br>鲁迅编选《苏联版画集》<br>关于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br>徐志摩和《志摩全集》<br>——纪念诗人逝世五十周年<br>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序<br>徐志摩和泰戈尔<br>记郑伯奇在良友图书公司<br>追叙未完成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br>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br>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br>悼念蔡元培先生<br>关于钱锺书的《围城》和师陀的《结婚》<br>——《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两本长篇小说<br>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br>——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br>一面战斗、团结的旗帜<br>——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书店成立五十年<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