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徐铸成不是《文汇报》的创始人，但《文汇报》能够成为旧中国广有影响的报纸，与徐氏的一支如椽之笔分不开。报因人名，人以报传，徐铸成光大了《文汇报》，《文汇报》也成就了徐铸成。徐氏曾自豪地说，《文汇报》是用自己的墨汁“喂大”的。考察《文汇报》的发展历程，这话的确不是妄言。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于日寇之手，不过上海各报在成为“孤岛”的租界仍可以照常出版，大体上还能保持原有的爱国立场。一个月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报纸，自12月15日起必须接受新闻检查。租界当局无奈，只好向日方屈服。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除《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立报》义不受辱，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出版。
接受日方新闻检查的《新闻报》、《时报》被人唾弃，新出版的《新申报》等汉奸报纸更为人所不齿，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战新闻和战局形势——旧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一度出现了“新闻真空”。《文汇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文汇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而是由几个并无资财的人，偶然凑合起来的，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例。在发起创办《文汇报》诸人中，出力最巨者首推产宝礼。严曾任沪宁、沪杭两路路局会计处稽核，办过广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广告，在新闻界颇有朋友。1937年初，两路局部分中层职员成立“新新俱乐部”，在南京路一家旅馆长期包房，作为工余娱乐消遣之用。严宝礼是俱乐部中最为活跃的人物。抗战爆发后两路局遣散大部分职员，这些俱乐部成员拿到了不菲的遣散费。此时上海不少报纸停办，一批失业的报界人士，如《新闻报》的严独鹤和徐耻痕、《申报》的金华亭、《社会日报》创办人胡雄飞、《生活晚报》社长吴农花等，也常来俱乐部聚谈散心。闲谈中，胡雄飞向严宝礼等提议，用俱乐部成员手中的两路局遣散款办一张新报纸，这样大家有事可做，也不至于坐吃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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