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转型理念
要理解近30年中国的文化一意识形态发展，就要有“跳出30年来看”的更广阔的视野。本书采用“文化转型”理念作为分析工具，以期给30年的文化发展一个准确的定位。“导论”部分分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次转型，并指出，目前中国文化处在第二次文化转型的百年初始阶段，面临着“现代性落地”的阵痛和“中西古今”关系的重新思考。本书第一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30年问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呈现的六大潮流，翔实的材料给阅读者一个如历其境的感受。当你跟随作者领略了这一时而严峻、时而轻松、时而诙谐、时而凝重的精神发育过程，你会体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多样而又复杂的状况。本书的“结语”依据30年的思潮发展提出了四个沉重的话题，这也是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分析和初步回答。
这是21世纪初中国学者对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发展的一个史论相结合的总结性研究。我们所采用的立场是综合的，而不是偏执的。本书最主要的任务是科学、客观地描写历史进程，分析各种思想、主义、见解在复杂的历史碰撞中产生的交互影响和最终走向。我们相信，积百年之经验，积三十年之亲身实践的体会，我们参与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将会在更为理性、更为自觉的思想基础上发展。
一、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及其消弱
1. 伦理本位共同体
中华文化史的发展不是直线演进式的。它在历史上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震荡和整合。第一次是在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五百余年，直到隋唐在新的高度上整合成恢宏博大的文化模式，而它的理论论证要拖后到宋明时代才完成。它是对一种历史模式的确认和论证，是中国发育完善的封建时代的最高的哲学表达。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转型，宋明理学是第一个关节点。宋明以后，经五百余年一直到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终于迎来了第二次文化转型。第二次文化转型迄今没有完成，但也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内中各种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解决。现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次转型作一简略叙述，对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作出初步分析。这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发展从夏商到秦汉之际，终于形成中华文化的共同体。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秦汉文化是一个民族青春时期朝气蓬勃的象征，是充满着生命力的一个上升的时代表征。
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首先是同一个结构性生成相关联的。据考古材料，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散布着数十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而在殷商、西周中原文化勃兴的同时，区域文化的格局也逐步形成。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圈的地域性形成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共同体的格局的，只有当社会自身的经济、政治发展达到相当规模，区域的政治经济联系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时，民族文化的共同体特征才可能出现。这个条件是由秦汉一统天下所造成的。我们只能把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号称“轴心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看做是中国宗法社会（成熟的封建社会）在动荡中催生的一支前奏曲。在这支辉煌的前奏曲中，诸子百家形成众星灿烂的局面，日后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也分别包容在这些文化学术流派的著作之中。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当时虽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论语》的基本思想却已映照出恢宏的中华文化的伦理本位精神。
秦扫六合，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中华民族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国家。这为文化统一建立了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简略地说，它是以源于传说时代的民族部落，经历夏、商、周三朝，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各部落相互融合而成的“华夏”族为核心，再经过春秋战国时代与周边异族相互交融，彼此吸收文化部分，而由秦的统一最后予以强化、定型而成。兼并和战争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各民族的文化在这种激烈的历史变动中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催化，最后走向趋同。秦汉文化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胚，在这以下的二千余年，中华文化发生流变演化的因子均可从秦汉文化之中找到。那么，秦汉文化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究竟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
秦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得以生成的结构，它是建立在宗法社会结构之上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这种范式的文化共同体，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心理基础，衍生和构成了秦汉时代所建立的文化共同体内在的特征，即对血缘关系的重视，由此衍生出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历代帝王，无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继承者自居，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所特有的历史心理。在理论形态上，宗法与氏族血亲关系造成了伦理为本的特点，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与伦理学在互相渗透，畛域不清。这与古代罗马社会更多地倚仗契约、法律关系形成明显的区别。所以有人说，西方是智性文化，而中国是德性文化。在这种德性文化的范式制约下，中国的治道要津不在法治，而在人治。人治方面又特别重视道德教化作用。“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德性主义的精辟表述是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伦理道德的地位和力量如此之大，足以使德性文化普照千秋了。事实也是如此，秦汉形成的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在以后的二千余年的发展中，虽屡遭灾变，但其本质特性源远流长而持续发展，成为历史发展中民族精神之魂。
2. 危机和变革
大凡一个社会衰败之势渐显，而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又不足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精神改革的必然性就出现了。东汉末年，儒家各教学说式微，经学颓败，谶续消亡，自西汉武帝以来形成的儒家独尊的局面不复存在。“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玄学消极无为，佛学般若空无，佛玄相互激荡，共同趋于繁荣，使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真正拉开了序幕。
汉末，佛陀东来与道教创立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两件大事，也是传统文化的结构第一次受到他种文化冲击的历史现象。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范晔《后汉书》则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日：“西方有神，名日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佛学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国，自有印度佛学发展的本身原因，但是中国社会当时的精神需求则是首要的原因。两汉之际，佛学还只是被社会上层少数人视为神仙方术。只有到了东汉末年，才出现盛况空前的演佛法会，“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当时，社会状况急剧恶化，民众痛感人生悲苦，渴求安宁生活，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而佛教教义正是以人生之苦为最基本的命题。这种外来的宗教以特有的慰藉心灵的方式逐步替代了日益衰微的经学。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魏晋时期学术的一大变化。出于同样的社会心理原因，东汉末年的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也开始产生并盛行于世。道教追求双重理想境界，也同汉末儒学的死气沉沉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汉末，儒弱，佛入，道生，文化是一大变动格局。从表象上看，这虽是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文化剧变，但也可以认为，社会注定还要在动荡中才能形成成熟的中国封建统治的理想结构和理论表达。秦汉的统治方式虽然成熟，但它所需要的上层意识却是薄弱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它的历史性成熟阶段。儒家的衰败十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一幕出现了，一个正统意识出现危机，于是非主流、非正统的意识形态以强劲的攻击力开始了它的社会历史行程。主流一消解，文化的多元性就出现了。汉亡，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充满动荡与社会苦难。由于政权更迭，中国传统的政治权威和权威主义消解，文化中心不复存在。由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个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时代的苦难激发了文化创造的深层体悟与呼唤生命的强烈意识。敏感的文化人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尘露”，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到了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经历了将近三百余年的萌生、分化、变化、整合、激荡，文化上虽不以一家一派为主干，但文化创识的自由、热烈，却是前代所不能相比的。在这个文化的转型期，在这个所谓的乱世，文化发生了下几个变化：
第一，正统儒学的裂变。
两汉文化还在其迸发华丽光彩时，实际上已蕴含着深重的危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走向了死胡同，而且，社会大动乱更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经学的衰弱到了这个地步：魏文帝初政时，欲振复经学，然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应避役，竞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年间，“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
第二，名教的危机。
中华文化共同体固有的道德形态在汉定型（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但魏晋时期，传统的道德观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后世所谓“名士风度”，即是指这个时期那些全然不顾传统道德约束、狂放不羁的学者。阮籍竟敢对儒教作出如此反诘：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自其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名教的危机同时引发了玄学成风。“有晋中兴，玄学独振”。玄学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汉末魏初，士人还有坚持儒家风范的，曹操仍高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但社会毕竟太残酷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在社会激烈的动荡中，显得那么可笑，儒学无法成为士大夫的信仰基础。
玄学是对“秩序”的解构，然而却是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所以，玄学之风大盛，而使魏晋南北朝期间的艺术精神得以充分发育。《文心雕龙》、《诗品》，以及陶渊明、嵇康为代表的人生态度都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情驰神纵，超逸优越，临事制宜，从意适便”的潇洒自如，崇法自然，归依本性的精神状态。
第三，道教显丕，佛教勃兴。
两汉之际，道佛两教仅是初露端倪，而到了魏晋六朝，道教成了一个有学统而严密的教会组织，有完善的宗教教义和理论体系，道家经典有千余卷；佛学在此之间，乘乱世之机，大大扩大了它的传播和影响。唐道寅在《释迦方志》（卷下）说：“自晋、宋、梁、陈、魏、燕、秦、赵，国分十六，时经四百，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获其将就者，不可胜纪。”唐代诗人杜甫更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展现了南朝江南佛风的弥漫。
第四，胡汉文化的冲击碰撞。
魏晋南北朝期间，胡汉杂居，民族交融，匈奴、鲜卑、羯、氏、羌等草原游牧民族组成了与汉文化不同的文化类型。魏晋六朝不少政治当权者是北方少数民族，组成了与汉文化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胡汉两种文化的杂合，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大一统的文化专制终于在社会分崩离析的历史条件下走向了终结。它给人们带来了自由个性的发展和思想的空前活跃。正是“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以上四点，恰好呈现了一个转型时代的文化特征：一统格局的打破，多元文化的发展，各种风格和精神价值的提出，迷惘与选择并行，传统与新潮互悖。简言之，魏晋时期的转型，这只能看作是过渡，它的四分五裂的社会状况终于结束的时候，文化的整合以什么样态来回答时代的尖锐提问呢?
这个回答是有的，而且是极成功的，这就是经隋唐的勃兴而形成的宋明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二、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次转型
1. 第一次转型的低谷
魏晋玄学，虽有嵇康、阮籍、何晏、王弼、郭象等思想家的出现，但终于没有形成一种统合与博大的主流意识。中华文化共同体在动荡中的新的催生，还未出现。
历史是这样提出要求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自夏、商、周、先秦诸朝，终于在秦汉初步形成规模与格局。这时，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认知方式、文化理念、生命哲学与政治理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注重人伦关系的文化样态，与同时期的西方古希腊、罗马形成了有明显差异的文化特征。但是，这时文化共同体的内在结构与外部发育条件，均没有达到成熟阶段。中国封建时代的形成和发展，还只是处在青春时代，它的架构虽然有基础，但仍是稚嫩的，它的哲学与文化理念虽然有变化，但仍是需要发展的。魏晋时期的大动荡充分说明历史仍需在激荡中成熟。封建形态的成熟要到盛唐才出现，而为这个成熟的形态作出理论说明，要到宋明时代才完成。这个成熟期，又是四五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时才走向了巅峰。唐帝国宏阔壮丽，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各种文化设置、教育措施，皆以空前的规模得以实施。唐代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而后人从文化史的发展中注意不够的是唐代三教并行不悖的现象对宋明理学形成的影响。道教在唐代发展到“凡天下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李唐王室奉老子李聃为先祖，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受到皇室支持而呈兴旺发达之象。与此同时，佛教风行，长安城中大多坊里都设寺庙，“一个佛堂院，可敌外州大寺”。而一度受挫的儒学在唐代开始振兴。唐太宗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礼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心死，不要暂无耳”。他诏求前代通儒子孙，特加引擢。他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造成唐代学术界“学者慕明，儒教聿兴”。
三教昌盛，当时达到可自由论辩的程度。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十月，儒、佛、道三教御前论辩，“始三家若予木盾然，率而同归于善”。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容纳了各种思潮的存在，而且，并无尊某一宗为国教，而强行压制他教的现象。所以，唐朝近三百年间各教的义理发展，得到了充分的外在环境的保障。也由此，吸收容纳了各教优点的宋明理学才有可能得以出现。宋明理学在义理上不仅仅是对先秦原儒的继承，而且是对隋唐三百余年间的各种文化的吸收，特别是在对佛、道两教吸收的基础上开掘出崭新的精神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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