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是这样地流行，以至于人们在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节时，不使用“文化”这个词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了。人们走进学校，能够感受“校园文化”；来到企业，可以体会“企业文化”；进入政府部门，就会遭遇“管理文化”；如果在超市购物，也会被融化在“消费文化”之中。事实上，是人们选择了“文化”这个词语，然后赋予它某些意义，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概念。在今天，“文化”这一用法指的是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的存在，人们才拥有自我的意识，并强烈地感觉到生活是如此有意义。

    这种对人的自我完善性的不容分说的憧憬在文化的一种全新思想体系中找到了其可以接受的形式。理性社会将致力于建立能够实现其目标的政治体制。最早的功利主义者们，如边沁和詹姆士·米尔作为答案提出这样的问题：“理性政治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公用事业和福利？”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微积分数学，即“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最大利益”指的是物质福利的最佳分配，如食品、住所、健康和燃料等。
    在后来的几乎两百年里没有人嘲笑这样的算术。但詹姆士·米尔之子，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无可辩驳。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主要向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发难。他写道，边沁只是不能认识到“人类是一种有能力将追求精神至善作为终极目标的生命体”，因为边沁概念中的人类存在完全为他人生的借贷账簿所限制，账簿中仅有的条目归于“快乐”和“痛苦”之下。“精神至善”是个用起来感到对现状有一丝愧疚的词语，但它也引出从一开始就隐藏于文化福音中的其他意义范畴。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边沁认为人类事务的商业部分是人类事务的全部，着实犯了一个错误。”接着，他又对边沁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一切给予了很高的（他所能给的）评价：“[他]理顺了几个世纪以来沉积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解开了一代又一代最有才华的思想家想尽力解开却使之更紧的结。”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作的最准确、带有个人倾向的批评是在他最著名的那个引用里。面对父亲詹姆士·米尔和杰里米·边沁提出的社会体制，他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假设一个人生活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所希冀的所有制度和观点的变化也在即刻完全实现了，这对他来说是不是个快乐和幸福的事呢？’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则会很清楚地回答：‘不是！’”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他非常诚实也极为勇敢地——而这也是他一贯的特点——讲述了那时他内心深处将他击垮的情感危机。在他看来，一个完全按照其父亲的合理的商业理论运转的社会必将是无聊和没有活力的。

前言
第一章  概念的起源
第二章  文化与政治
第三章  文化与人文科学
第四章 文化与救赎：文学和批判
第五章 文化的社会生产
第六章  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真、善与美
注释
参考文献
术语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