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在一种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微观政治学的民族志
第一章关系的方言和辞汇
1947年版的《辞海》里并没有“关系学”这个词，《辞海》是和《牛津英语辞典》相似的一部辞典，引语都出自古代作品和经典作品。在台湾，它也不是日常用语中的一部分，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关系学”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出现的。对“关”字的理解，《辞海》里有两个定义，都与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有关：“‘联络’或者‘建立联系’，以及能关闭和有人守卫的通道和大门”（舒新城，1947：1412）。辞典上的这两个定义与现代关系学直接有关。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搞社会联络的能力，关系学赋予一个人应付生活中无数的门路的能力。要琢磨出这些关系学辞汇的各种社会用法和社会态度，我们必须到辞典的定义之外看看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看法。
我一旦决定把关系学作为研究重点，就到处找人给关系学下一个定义，我得到的回答表明，尽管我想弄明白“本地人的看法”（Geertz，1984），可实际上他们对关系学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相反，当地人有多种的看法和定义。这种不明确性表明，关系学包含了模糊和善变的文化意义以及人们对关系学活动的又褒又贬的模棱两可态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多种奇妙的相互冲突的态度，不仅说明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里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性别或不同伦理的观点，而且也说明一个社会正在经历着特殊的变化，或者说正经历着从一种世界观、一套习惯和解释转向另一套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人们思想中变化的方向和新秩序的轮廓尚不明朗，对新的关系学的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定论。因此，在这个开放式变化过程的中间位置提出关系艺术的问题，会遇到不同话语多重性的交锋，所有话语都寻求适当的辞汇对历史做出独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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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现任职务：人文社会科学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是一本出色而精彩的批判民族志著作。它定义了一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构成——关系，同时还证明了它复杂的产生路径，共鸣以及在各种或大或小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乔治·马库斯（现任职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