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山东、海南等地方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积极影响。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挑战。如何在老龄化社会中有效释放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的增长潜力？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有效应对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如何在经济增长中妥善解决好数亿人的养老保障问题？这已成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客观分析我国高龄少子化阶段性特点

迟福林　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调整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客观分析我国高龄少子化的阶段性特点，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讨论。

一、我国高龄少子化的趋势有没有“固化” ?

尽管我国高龄少子化呈现过早、过快的发展势头，但客观看，与日本、韩国等国的高龄少子结构已经“固化”有所不同，我国高龄少子化的趋势仍有动态变化的某些特点。

１.生育意愿变化带有阶段性、结构性的特点。不可否认，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全球趋势。从我国的情况来看，２０２０年人均ＧＤＰ仅１.０５万美元，中低收入者仍占多数，并且我国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很难简单跟发达国家的情况类比。例如，农村、落后地区生育意愿相对高于城市、较发达地区。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１.８，高于目前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１.３的实际数值。由于发展的不平衡，生育意愿下降的趋势在城乡、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并不同步。

２.生育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尽管这几年生育年龄人口有下降的趋势，但２０２０年育龄妇女人数仍有３ 亿多人，绝对规模仍比较大。如果每年有４％左右的育龄妇女生育，就能够使新出生人口维持在１２００万以上，从而可以使人口负增长拐点出现的时间尽可能延迟。

３. 实际生育率受政策影响大。应当说，这些年低生育率与长时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２０１３年的３０％左右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０％左右，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１０００多万人。我国曾长期实施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尚未实施大规模的生育激励政策。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加上有效实施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政策，估计部分“８０ 后”、“９０ 后”、“００ 后”生育“二孩”、“三孩”有相当大的可能。

第一篇 高龄少子——趋势固化与否的研判

第二篇 增长与养老——中国的选择与应对

第三篇 老有所养——养老服务体系的托底建设

第四篇 制度安排——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五篇 银发经济——中国养老产业的探索与建设

第六篇 选择性退休——制度安排与结构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