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愿饥饿的岁月从此结束
一 太原街头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国大地春意萌发、冰雪消融的季节，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省太原市，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
我们来到太原街头，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饭店。
性急的朋友也许要问：太原的饭店同黄土高原有什么相干？说穿了未免令人沮丧：我们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饭的人还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山西是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这个印象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实际，我们未去深究。但在“学大寨运动”搞得最热闹的那些年，太原街头要饭的人成群结队，却是我们曾经耳闻目睹的事实。那几年，我们每次到太原，随便到街上转转，都碰见不少沿街乞讨的农民，有的要钱，有的要粮票，饭店更是他们频频光顾之所。只要你买的饭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的残废人，就会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饭碗、茶杯或是废罐头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种不同的凄惨的音调哀求，“可怜可怜吧”，“给半块馍吧”，“给一勺面条吧”。有的则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搁在你的碗边，不给他一点决不缩手。面对这种情景，有几个人能坚持把饭吃完呢！而当你一离桌，乞食者立刻就会扑上去争夺剩菜残饭，吃了不算，还要用舌头把那盛菜的盘子舔过来舔过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点油渍为止，叫人见了真是痛心。
这些要饭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大多是从太原西边的吕梁山上来的。如果你一一细问他们是山里哪个县的，多数又会回答你：临县。
吕梁山，山西人称它为“西山”，古称“骨脊山”。因为它峰巅相连，形似脊骨，后人以两骨相连处颇像两口相对，如一个“吕”字，故易名为吕梁山，并成为晋西群山的总称。在战争年代，吕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贺龙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二。师沿北同蒲路挺进晋西北，开创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这吕梁山区就是晋绥边区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战中，英雄的吕梁儿女在此抗击了日伪的上万次进攻，歼灭了十余万敌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可是，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吕梁地区总共十三个县，山上九个县，一百四十七万人，山下四个县，一百零三万人。在“四人帮”祸国殃民达到顶峰的1976年，粮食总产不到十二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粮仅二百来斤，人均分配收入四十三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四十元的，仅有三年，其余十九年都在四十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仅有二十一元八角，平均一天才六分钱。就算达到了四十元吧，一天也不过一角一分钱。一角一分钱，在北京还买不了两个一两粮票的芝麻酱烧饼，怎能维持住一天的生计呢？于是姑娘们一批批远嫁他乡，年轻媳妇离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讨谋生，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临县县委书记刘乃柱过去曾告诉过我们：这个县有的年头，有统计的外流人口达一万三四千人，没有统计的，就说不清了。他们往哪里去？自然是就近奔太原这个大城市了，人多的地方好要饭嘛。久而久之，太原街头要饭人数的多寡，就像温度计那样，成了人们观察山西地区农村形势好坏的一只“表”了。我们所以要从太原街头开始作调查，原由也就在这里。
3月25日11点钟，饭馆中午营业高峰快到了，我们从新华社山西分社出发，一直往北走，先看了并州路东、西商场附近的饭店，再转到五一广场旁的大饭店——晋阳饭店，然后又转入太原最繁华的街道——柳巷、桥头街，那里有有名的上海饭店，以及许多小饭店。到午后1点为止，我们一共串了十四家饭店。发现了多少讨饭的呢？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共只有九个。经过一一询问，这九人中，有三个是外省人，一个是为打官司来的，两个是想来找活干没有找着。另外六个人中，一个是太原城里的孤老头，在上海饭店要吃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娃娃是西山柳林县的，还有三个虽说也是从西山来的，却并非专来要饭，目的是来上访打官司的。他们见我们打听这打听那，还以为我们是“官方”的私访人员，马上就想同我们谈他们的案情。看来，只要上访有结果，他们不会再久留太原。令人又喜又惊的是，在这两个小时的“饭店调查”中，来自临县的要饭人一个都没有碰到。
十四家饭店里只有九个要饭的，而且纯粹要饭的西山人只有两个娃娃，这可是近十多年来的最低的纪录。它使我们预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形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了，饥饿的岁月也许就此到头了。
二 收容所何时关门
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一路经过离石、临县、兴县、保德诸县，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都用逛街头、串饭店的办法去看农村形势，结果都证明在太原街头产生的那个预感确是个好兆头。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要饭的，而且都是老弱病残。其中延安市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延安市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是个五保户，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件旧黄军棉裤。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柑冷，两眼珠泪滚滚。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前些年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叫他们看见了岂不丢尽脸面！因此之故，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收容拢来，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即使原来的全部遣返回去了，新的要饭者又会接踵到来。这使市公安局和民政局伤透了脑筋，不遣返吧，实在有碍观瞻，遣返吧，又没完没了。他们说，为了遣返，有的讨饭的还同公安人员顶嘴，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问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里头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有的顶奖励粮，大部分当“口粮”，不算粮食指标。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梁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便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了。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在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共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翻翻延安、榆林两地的粮食分配账，也真是这样。1973年，延安地区社员的口粮，包括自留地粮食在内，平均原粮三百二十九斤，有的县平均只有二百五十斤，折合细粮不足二百斤。榆林地区比延安地区还要少。而1979年，仅从集体分得的口粮，延安地区人均达到了四百三十六斤半，榆林地区也达到了四百二十斤，比上年增加了三十二斤。在两地的二十六个县、市中，人均口粮超过五百斤的有七个，四百斤至五百斤的有十个，三百六十斤至四百斤的有三个，三百六十斤以下的只有六个了。以核算单位计，两地三万零七十二个单位中，人均口粮在五百斤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四百斤至五百斤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三百斤至四百斤的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三百斤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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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时任新华社社长）
书是一个晚上读完的，读得心潮起伏，后半夜完全失眠。这种情况是我以前从未发生过的。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贾平凹（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