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瞻意志
虽然知识的内容是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人们认为已经完成、因此被固化和确定的，但是，对知识的解读是将来时或者具有前瞻性的，因为知识提供了理解事物的途径，或是给出了现在仍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1916）
充分理由
在1967年9月2日的午夜，瑞典政府实施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变革：更改了机动车应该靠着道路哪一边行驶的规定。我们可能会料想，周日，即9月3日，瑞典的司机需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而其后的一个月内瑞典的路上很可能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为什么瑞典政府要实施这一引起混乱的制度变革呢？只要都走同一边，人们靠着马路的哪一边驾驶又有什么关系呢？改变所有公路上的路标要花多少钱呢？是什么可能的收益促使了这一更改？这些收益该如何度量，以便和确知的——或许是很大的一笔——成本作比较呢？在采取这项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前是否做过一个成本一收益分析？若没有这类研究，我们如何能够确定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不会受到损失？没有这些证据，我们又如何能够知晓1967年瑞典的行为是否是理性的呢？一些寻租的路标生产者一定会设法控制各州的机构，以获得生产数以百万计的新路标的合同。或许瑞典的政治家和城市的管理者想象着，如果他们调整本国的行车制度与邻国一致，未来将比现在更好？
1973年，在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后大约10年，美国规定，除了紧急情况之外，禁止使用DDT（二氯二苯三氯乙）这种杀虫剂。自二战结束以来，DDT一直被用来抑制蚊子的生长以防止诸如疟疾、黄热病以及斑疹伤寒症等疾病。但卡森在书中用事实证明了DDT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造成生殖问题。许多人将白头鹫（美国的象征物）数量的急剧减少归因于DDT。的使用，而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显然是推动《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最终通过的重要原因。除了美国之外，其他许多国家也禁止或是严格控制DDT的使用。那么，在禁用DDT前，是否做过一个细致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证明全社会将会从中获益？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能够确信全社会更偏向于禁用这一有效的化学试剂呢？如果在缺乏成本一收益分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非常武断地强制实施一些法律，那么美国经济如何能在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较量中保持竞争力？或许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禁用DDT是否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在一个帕累托经济学家（帕累托（1848—1923）是意大利数学和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学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累托改进”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所有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或至少保持不变的社会改进。这个概念还可以推广到一个较弱的概念，即“弱帕累托改进”，指的是通过潜在的再分配可以让所有人的境况都改善的社会改进。帕累托经济学家指的是那些计算社会收益和成本并追求“弱帕累托改进，，的经济学家。——译者注）看来，无论其中的收益和成本是多少，人们的健康——以及保持自然环境不受损害——都更为重要而且绝对紧迫呢？
1819年，英国社会改革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成功地说服议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棉厂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并规定所有16岁以下的童工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在1825年和1831年，这项法律被扩充为：所有18岁以下的雇工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并且直到21岁以前，棉厂不能强迫他们在夜间工作。这些规定遭到了棉厂雇主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服议会拒绝对棉厂是否符合法律实施检查和监督。到1844年，在工厂主的压力下，入厂工作的最小年龄被推回至8岁。从1847年到1853年，一系列的法案最终做出规定，妇女和儿童日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从上午6点到下午6点），其中包括90分钟吃饭的时间。1875年，《桑登教育法》（Lord Sandon，s Education Act）出台，要求所有儿童必须在校就读直到12周岁（Checkland，1964）。一个敬业的福利经济学家该如何审视这些变化呢？这些是不是“低效制度”的案例呢？这些制度变化是否会降低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呢？这些社会改革是否有一个完整的福利分析证明它们的收益超过了成本？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能确认，当妇女和儿童可以在（或者被迫在）工厂中工作的时间突然受到限制时，效率和社会福利是否会受到损失？政策以一种如此武断的方式干预市场，这种事情是如何发生的？难道这不是又一个将工厂主的收入（福利）再分配给工人的低效政策的案例吗？
2004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带着猎犬猎杀狐狸的行为是违法的——而长久以来，狩猎狐狸被视为典型的象征着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贵族身份的娱乐活动。在之前至少2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处在激烈的讨论之中，人们就它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展开了很多的争论。有些人宣称，近8000人会失业——其中包括马具商、铁匠、马夫以及酒馆和旅店的雇员。除此之外，还有人断言，狐狸很快会在英国的乡村泛滥成灾，并会严重影响所有动物的生活。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打破英格兰悠久传统的剧烈变化？难道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吗？有没有请福利经济学家来对狩猎狐狸的经济价值做个评估，或者在允许打猎和不允许打猎的情况下，分别就狐狸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做个估计？有没有做过研究，来确定其他人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观赏穿着精美的骑手驾着华丽的皇室良种马穿越翠绿的山林、奋力追逐他们的猎犬以及恼人的狐狸的场景？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另外一些人的“被动使用价值”呢？他们从未打算去打猎，然而，一旦得知在某个周日的某处，大英帝国仍然存在着，他们便可能从幻想中获得巨大的价值（或效用）——即便这个帝国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
1872年，在美国的西部开辟了黄石公园。它是第一个专门设立用来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的公园，覆盖了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近9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之后，加利福尼亚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亚利桑那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很快加入了国家公园的体系。随着关于特定生态区域和环境的新想法的出现，这个体系慢慢地扩张。然而，就我所知，至今尚无适当的福利经济学分析让我们确信从建立国家公园体系中获得的私人和社会收益超过私人和社会成本。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效率没有因此受损，而美国的社会福利也没有随之遭到永久的损失。我们能否得出结论：美国政府强征那么多土地的行为把美国的经济推到了低效增长的轨道上，而且永远不能恢复。
有些人认为，前瞻性的经济分析能为经济政策的设计提供必要且有价值的建议，而以上的例子突出了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当帕累托经济学家们因为公共行为缺乏福利分析而悲伤时，他们是否认为当工业革命如日中天的时候，旨在限制妇女和儿童工作时间的立法是“低效的”。当帕累托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实施重要的公共行为之前必须有一个福利分析时，他们是否认为美国建立国家公园体系是一个错误，因为没有福利分析来确认它是否有效（Arrow et al，1996）。当发展经济学家们在为某些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而悲伤时，他们是否想说挪威和瑞典在某些方面是低效的，因为他们的制度结构与美国不相似。是否我们已经有能力说印度主要的问题是它的制度没有更像德国，而给予索马里的答案是它必须更像荷兰。如果经济增长的方法如此明显，那么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只需说“变得和我们一样”就足够了。事实上，在过去两年里，华盛顿共识——它被概括为美国对于自由贸易和资本市场开放的态度，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似乎没有包含多少其他的内容（Stiglitz，2002；Tabor,1997）。20世纪末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本该被人们预期到的，因为之前国外资本大量流入，汇集到一个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的区域。这些缺乏的制度基础经常被人们视为“管制”（regulations）而不予考虑，而它们为脆弱国家提供了必要的“上层建筑和制度的脚手架”，以确保它们不会被大规模资本迅速的流人流出所冲垮。
这些制度变迁的例子说明民主的民族国家能够为新的政策（新的制度）找到充分的理由，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而且，即便没有帕累托经济学家们做出的货币上的估计，这些理由仍然能够成立。那么，最优性和社会福利是否因此就受损了呢？
理由和原因的差别
公共政策涉及关于集体行动的理由的争论，而人们往往发现，这些理由必然存在于未来的境况中。标准的帕累托经济福利分析方法倾向于基于人们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法则来评估公共政策选择。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估公共政策的方法是失败的，而它的失败加剧了人们日益感到的对于制度变迁的需求。公共政策问题或集体行动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原子式的个人最大化行为所产生的加总结果和社会应有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如果将这种业已发现会产生不能接受的结果的方法视作集体行动借以纠正现有问题的真实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
除了使用一种有缺陷的描述性法则来评估集体行动之外，传统的经济学政策分析方法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是失效的。在考虑个人选择的时候，通常认为我们必须对未来个体身处的可选状态作出评估。约翰打开了电灯的开关，因为他希望照亮前院。这种对于未来状态的期望（一个特定的结果）是选择的理由，而打开电灯的开关是前院被照亮的原因。打开开关仅仅是一个过程中必要却不令人感兴趣的一步，这个过程起于选择的理由，伴随着一个作为原因的事件，并以一个期望的结果为终。一个淘金者起早贪黑努力挖掘，是因为他希望发现金子，这是他努力工作的理由。注意，我们不需要引人效用的概念，说由于行为者的选择，他们的效用提高了。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有充分的理由，这就够了。我们的任务是理解这些理由。经济学家很有可能会坚持说行为者的效用因此提高了，但是这种对行为理由的装饰是不必要的。对于我们解释一个特殊的行为而言，说它增加了行为者的效用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当然，个人显然设想（或渴望）生活得更好，不然他们不会实施这些思考中的行为。但是淘金者内心相关的想法是，如果他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挖掘，他发现金子的可能性会大很多；而他的确让自己确信他是在最有效的地方挖掘——不然的话，我们或许要在其他地方看到他了。
我们看到，人们期望发生的未来状态既解释了他们的行为，也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无论这种状态是一个被照亮了的、舒适的前院，还是一个装满价值连城的天然金块的皮革袋。两个个体——打开门廊电灯的约翰和淘金者——都是带着脑海中清晰的未来在行动。注意，他们的理由是从未来推及到现在，而不是来自其他地方。这一选择问题的概念化要求我们理解：想象中未来的目的驱使着现在的选择。这样来理解选择问题使用了“目的因”这个概念。“所谓某当前过程的‘目的因’，指的是这样一个未来的事件，它是当前过程发生的目的所在。……事物是由他们服务的目的来解释的。”（Russell，1945，P.67）
那个淘金者起早贪黑辛勤地挖掘（一个现时发生的过程），是期望着未来的一个事件（发现金子）。对于未来找到金子的愿望解释了现在的挖掘行为。约翰的前院在未来会看上去更迷人——这个未来就从他打开开关的那一刻开始——解释了约翰当前打开开关的行为。我们看到未来可能的结果促使并因此解释了人们的选择。人们预想着未来，而不是过去或现在而行动；是改变未来我们可能状态的愿望驱使着我们，而不是过去或者当前的境况；或者说，我们行动可能是由于意识到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未来会比现在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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