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他说，佛教中有些宗派，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思想不发生接触。比如由唐代高僧玄奘（596～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的相宗就是这样，所以，它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它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起作用。
    “中国的佛学”则不然。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比如说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特别是经六祖惠能改造过的禅宗，提出了人人皆有佛心，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张，教诲人们“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这就使禅宗走出了寺庙，走向了中国大众。“中国的佛学”就成了中国文化的内生的一部分，因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
    《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6月刊）（总第38辑）》是2008年第6期《经济学家茶座》，书中具体分为经济评论、国是我见、学界万象等十部分内容，具体收录了：《陈宪“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蔡银寅汽车超载的经济学启示》、《指鹿为马故事的博弈论理解》等文章。

    【经济评论】
    陈宪“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当口——2007年的9—10月间，我到那里去走了一圈。就像有人说，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多的时候，十个经济学家会有十一种预测一样，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每个去美国的人，也都会得出不尽相似的结论。这很正常。因为每个去的人接触的人不同，观察的行业或地点不同，再加上每个人的专业背景，甚至风险偏好不同，都会得出差距较大的结论。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危机“病因”的分析上达成共识。这无论对研判危机的走势，以作出针对性较强的对策，还是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形成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后发优势，都是有益的。
    什么是“美国病”
    这场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病”，不仅是一场“大病”，而且是典型的“综合症”。从实体经济看，生产、消费等环节都出了毛病；从市场体系看，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都出了毛病；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看，其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也都出了毛病。更加根本的毛病，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助纣为虐，“使得美国在过去25年能够不断扩大经常账户赤字”（索罗斯语），成为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源头。这也是“美国病”殃及全球的源头所在。
    “美国病”是“富贵病”。长期的高消费，就是其“富贵病”的一个症候。简单地将美国的高消费归咎于美国人及时行乐的文化，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所谓美国的高消费，就是其消费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高消费，是建立在人均占有资源水平较高，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收入分配差距调控得比较好，也是保证其高消费的一个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增长，由此，一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效应，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和泡沫。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美国人高消费的消费文化。
    “美国病”的另一个症候是“发高烧”。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引发的新经济，使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热昏了头，华尔街更是“喝醉了”（布什语），进而为所欲为，酿成如此大祸。美国研究宏观经济的著名学者多恩布什在90年代曾经说，经济周期可能不存在了。如果此话成真，那就意味着经济会持续增长，不会出现衰退，更不会出现危机。美联储和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不加监管的理由是，金融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它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参与者，通过充分竞争实现资源配置，进行自我校正和自我管理。研究金融市场的诺奖得主们也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上升不是泡沫，而是效率的体现。如此看来，美国人在21世纪再次上演了一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闹剧，只是其包装得更加具有欺骗性，最终把他们自己也给骗了。
    什么是“中国病”
    “中国病”的表征，在于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要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为叫经济发展方式），它也是“综合症”，其症候就是中国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和发展制造业，快速成长的生产能力，势必导致大量出口，造成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这是“中国病”的一个症结。与这一产业结构相适应，供应结构的状况是，工业制成品及其生产能力供大于求，有些甚至还很严重；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靠大量进口补充；服务供不应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分配结构在近几年中趋于恶化，初次分配后的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税收收入，后两块的占比上升，前者的占比下降，消费率之所以低下，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解释。由这样的分配结构，就决定了支出结构，即消费支出水平不断走低，投资需求占比居高不下。就像现在要刺激内需，仅靠刺激消费需求肯定不行，必须主要靠刺激投资需求，只是希望新的投资项目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性服务需求，而不要再增加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还有投入结构的问题，即比较粗放的投入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以能源结构为例，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天然气消费比例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的比例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病”是“贫困病”。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民的消费水平低下，是“贫困病”最直接、最具体的症候。在经济学看来，消费是收人（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唯有收入较快增长，消费才可能相应增长；唯有消费持续增长，才能表明老百姓福利的提高。我们无论说科学发展，还是要构建和谐社会，都必须以老百姓福利的提高为基础和目的。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差距不小。
    数据为证。我国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国际平均消费率高位稳定并趋于微升的趋势相比，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仅在1978—1981年有一定幅度上升，即从62.1％上升到67.5％，居民消费率从48.8％升至53.1％；此后长期趋于下降，1997年最终消费率降至58.2％，居民消费率降至46.5％；2003、2004年最终消费率又进一步降至55.4％和53.6％，居民消费率则降至43.3％和41.9％。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与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消费率65％相比，我国目前消费率也要低12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为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消费率的低下和投资率高企。总体上看，世界各国消费的增长与GDP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长，平均消费率稳中趋升。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国际消费率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显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明显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因此，积极扩大消费需求，逐步提高消费率，是治愈“中国病”的“良方”。
    二者的比较及思考
    “美国病”的根源，从其国内看，是金融监管的缺失，也就是政策和制度设计的缺失，而这一缺失又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那么，“中国病”的根源何在呢？显然，既在于发展阶段，又在于现行体制。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以更改的事实，因此，后发国家要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必须以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个逐渐优化的制度安排，与现实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瓶颈达到某种均衡，惟其如此，后发国家才有可能获得追赶效应。事实上，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这一效应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应当说获得了这一效应，但还存在制度安排滞后，即改革滞后的问题，如政府改革的滞后，这些滞后构成“中国病”的根源。
    “美国病”和“中国病”不仅“病因”不同，而且，“身体”的“底子”也不同。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拥有财富都大大高于中国，且其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高科技、人力资本、标准和品牌等的“溢出”，因此，它们的“抗病”能力是有差异的。现在有国际舆论大唱中国的赞歌，说什么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要靠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来拯救这场危机。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言过其实。中国经济的确有较大的成长性和调整空间，这是在发生危机时，可以回旋的余地。即便如此，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火车头”或“救世主”。我认为，尽管现在与小平同志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时的国际背景，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国问格局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中国的强大还需要时间，这些都没有变。因此，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和美国的“底子”不同，还表现在，美国处于产业的高端，市场的高端，其“病灶”主要在虚拟经济，而中国处于产业的低端，市场的低端，其“病灶”主要在实体经济。这就决定了各自要用不同的“药方”来“治病”。美国要加强对虚拟经济，即金融市场的监管。譬如，金融机构要将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与所承担的资产风险挂钩，并对债务杠杆率设置上限。中国则要从深化改革人手，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服务业、农业“短腿”问题。
    区分中国和美国的这些不同，还告诉我们，尽管市场制度会发生失灵，就像这场金融危机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政府干预不可能替代市场制度。而且，从酿成这场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恰恰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政府失灵，才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这场金融危机的背后，有人类目前对金融发展不能认知的问题。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育不足，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然后才是市场失灵的监管问题。这里的“然后”，不是具体时间的先后，而是问题的逻辑次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监管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药方”，更不是最好的“药方”，政府监管与政府失灵相伴而生。因此，对于转型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更加坚定地推进市场化，审慎地选择监管和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者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常态时，此话无大错。在非常时期，这种互补就成为互斥了。而且，他强我弱，他上我下，我们受到他的负面影响就要更大些。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对非均衡条件下的全球化，要有更加完备的前瞻性制度设计，新兴经济国家对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由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一定要随着这场危机的结束而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病”和“中国病”是全球经济长期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因此，如果全球化的机制对这一不均衡熟视无睹，那么，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卷首语】
刘福寿“中国的”与“在中国的”
【经济评论】
陈宪“美国病”与“中国病”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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