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与政府
“市场”是改革开放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中那些被称为“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知识根本上是为市场和政府立法。经济法学自产生以来，我国学界大多立基于“国家一市场”框架认知经济法，并形成了“市场缺陷（或失灵）——国家干预——法律规范”的基本共识。无论采用“协调”、“管理”、“需要干预”、“调节”、“规制”、“政府介入”、“管制”、“调控”等，均可理解为对市场缺陷进行校正的描述，反映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利用公权力对经济进行某种程度“干预”的观念，进而不同于民法“私法自治”的调整范式，实现了一种自然秩序与建构秩序良性互动的法律机制。
在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防止国家主义对经济法的统治或经济法的国家主义倾向。要纠正那种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改善市场缺陷的观点；相反，有效改革有时可能将市场过程扩大到政府领域当中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软权力”正不断扩展其空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越来越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制约。与此同时，全球化所彰显的自由与流动，在增加经济和社会事务复杂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自治能力。这种改变使政府之手受限的同时，也使其在某些领域得到调整和加强，甚至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适时更新其管理职能。经济法能够评价这些经济活动的每一部分各自的优点，即它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成本；通过变革其制度性工具来削弱私人主动性（市场）与公共控制（政府）间的紧张，以更好地去预见和判断每一种方式的实际后果。
（二）经济与法律
经济法的出现，使法与经济实现全方位、多层面的结合，使法能更直接、更有力地为经济基础服务。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以致学界常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三分法律、七分经济”，这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
长期以来，总论研究将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通货膨胀或紧缩）、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另一方面也缺乏自身独有的品性，有沦为纯“政策注释学”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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