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诉的对外观念与现代外交机构的设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日益繁复，清朝政府事实上已被拖入空前频繁的国际交往关系之中，恭亲王奕诉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领袖人物。“祺祥政变”将其推上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位置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曾为之颇感欣慰，他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密信中说过一段尽人皆知的话：“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到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促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清除他们的惊恐”，并促成“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他说，“相信现任首揆恭亲王不致使我们失望”，因为他正是能“充分理解我们性格的动机而对我们信任”的“少数人中的一员”。
由于有洋人的这一段评论以及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议“借师助剿”等言行的存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著述大都对奕诉的外交活动作了否定性评说。这一类观点以权威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论断最具代表性。该书说：“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奕诉等人……提出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总管洋务的机构开始设立时就是为了‘军务’，也就是联合外国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力量”。这一论断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曾被众多中国近代史论著，尤其是众多中国近代史教材所采用。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2001年第24次印刷的统编教材《中国近代史》也大体保留了这一观点。该书未直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置的根本目的在联合外国力量镇压农民起义，但仍然认为“奕诉等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所陈述的设置理由表明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求与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起义”。
1980年代以来，以较中性或正面的观点评说奕诉的著述亦相继面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是宝成关著《奕诉与慈禧政争记》。该书论域主要在奕诉与慈禧权力关系之间，但仍属阐论奕诉最集中的著述。书中对奕诉外交活动的评价较为持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奕诉在英国侵略者的影响下，尽管对外态度发生了变化，有向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抵制和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同一时期出版的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则对既存的一些关于奕沂等洋务派对外妥协卖国的评论加以驳论。指出既往学者批判“借师助剿”，要求奕诉等洋务派与“农民起义军妥协，一致对抗外国侵略者”“太脱离历史的实际”；他主张“守定和议”，并非完全安于半殖民地秩序，也具有“维护不平等条约中没有明文规定从而尚未丧失的利权”的正面意义；洋务派力主以“和”为最高外交原则，“有一定合理性，但总的来说，是有害的”。且这不仅是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改良派的主张，二者“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不能在褒改良派的同时贬洋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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