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后，激动的心情仍然难以平息。当晚，苏联同学中的党员便纷纷向我们打听，毛主席究竟给留学生讲了些什么（由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尚未结束，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身为东道主的苏共领导人显然极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他们通过党组织系统迅速下达收集毛主席讲话内容的任务，就在情理之中了），我兴奋地告诉他们：我们的主席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
4．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的震动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病逝。许多国家的人民，尤其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这位一代伟人的逝世都深感悲痛。当时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6日下午随着学校师生组成的长长的队伍从江湾郊区步行到市内黄浦江畔的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表示哀悼。在苏联为斯大林举行葬礼的当天，我们又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参加了全市举行的悼念斯大林的群众大会……这些悼念活动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达29年之久、深受苏联人民敬爱的人后来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1953年9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完全掌握了苏联的大权。赫鲁晓夫成为权力核心后，便向斯大林发起了进攻。从1956年2月开始，这位“来自卡利诺夫卡的农民”先后点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清算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个人崇拜的种种“恶行”并以大量事实谴责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和大清洗的“罪行”。第二把火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到1956年8月，有近2000万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全苏有数百万政治犯获得了自由。第三把火是在外交上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理念，即中国共产党一再批判的“三和两全”路线。还有，就是大刮所谓的“解冻”之风（由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的题目《解冻》而来，后来“解冻”成了人们形容苏联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新局面的一句俗语）。
1956年2月14日至2月2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全部正式议程结束后的午夜，又召集代表们开秘密会议，由他做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个被人们称做的“秘密报告”就像一颗“政治原子弹”在苏联国内外爆炸，引起了震撼性的反响，甚至有的与会者当场昏厥倒下！
虽然开的是“秘密会议”，做的是“秘密报告”，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特别是像斯大林这样一位有威望的、过去一直被赫鲁晓夫吹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天才的领袖”的人物，转瞬间变成了“党和国家的暴君”、“罪恶累累的杀人犯”，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快就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苏联同学最为敏感。我们发现，同年级的几个从军队退役后入校的党员在集体宿舍里先是神秘地窃窃私语，后来激动地放声争论起来，谈的正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他们与全国党员一样，听到传达后都处在惘然若失、不知所措的状态，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受非斯大林化的影响，系里的共青团员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文化部长发出呼吁，建议把整个克里姆林宫变成博物馆，允许阅读托洛茨基的作品，党的机关报不再受党委管辖等。走得更远的是莫大历史系的学生，一些人成立了支持二十大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决议的小组，另一些人筹备建立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党。前者要散发呼吁社会进一步非斯大林化的传单，后者竟然散发“杀死共产党员”的传单（后来这两个非法组织的成员全都被捕入狱）。过了一些日子，莫斯科大学校方专门召集外国留学生开会，宣读了包含“秘密报告”中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部分内容的文件，以便统一思想。
由朱德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共产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代表团到格鲁吉亚参观访问，正好碰上当地居民反对批判斯大林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聚集在代表团下榻的旅馆门外，要求朱德同志接见。中共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后，朱德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会见了中国留学生。会见时朱老总发言非常谨慎，涉及格鲁吉亚发生的事件，他只是对我们说，当时考虑再三，只能在旅馆临街的凉台上与当地群众见了见面。
格鲁吉亚人民爱戴斯大林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弱小民族一直为能向强大的苏联输送一位像斯大林这样的伟人而引以自豪。现在斯大林头上的光环突然被摘去，他们之中一些人产生某种失落感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作为一个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然不便接见或表态。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又一个事件震动了苏联的知识界。1956年5月13日，《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苏联著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寓所举枪自杀。法捷耶夫是一个善良、热爱生活和维护正义的人，他曾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总书记和主席，为许多受迫害的作家和学者奔走呼吁。为什么法捷耶夫选择这个时候自杀？大家众说纷纭。我周围的那些热爱这位优秀作家的苏联老师和同学们，在得悉法捷耶夫自杀时，心情都十分沮丧。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稳，惊心动魄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我同班的两位匈牙利留学生出于对亲人安全的担心，都曾冒着生命危险回国了解情况。这件事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赫鲁晓夫的“解冻”之风不仅涉及文学领域，在音乐、绘画、雕塑甚至哲学、历史等各个文化领域，也“都看得见解冻的滚滚春潮”。
如过去克里姆林宫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圣地”，这座始建于19世纪中叶（1838-1849年）的沙皇行宫，十月革命后一直是列宁和斯大林等国家领导人办公的地方。这里有价值连城的国家武器馆和钻石库，以及建筑精美、保存有重要历史文物的东正教堂。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的建议，克里姆林宫才向广大群众开放。当时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就在克里姆林宫的近旁，我们不仅不止一次地到里面参观过，而且经常在其围墙内散步，可以说，我们也是赫鲁晓夫“解冻”之风的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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