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抗战初期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急剧发展
戴笠的“军统局”正式挂牌
1938年8月，在陈立夫掌握下的军统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局长授中将衔，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以后分别有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钱大钧担任过局长一职，但他们都知道其中挂名的实际含义，一贯以戴笠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实际掌握军统局全权。所以在军统内部，上下人等从来只知道戴笠是他们的最高负责人，习惯上称之为“戴老板”。
军统局内设秘书主任一人为幕僚长，先为郑介民，1939年10月郑因调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该职由毛人凤代理。
军统局下设处（室）、科、组三级，共有四室四处一委员会，即：
秘书室：主任秘书张严佛，下设文书科、译电科、编制科、总务科；
督察室：主任傅胜兰；
会计室：主任徐人骥；
技术室：主任余乐醒；
第一处：处长杨继荣；下设人事科、交通科、训练科、警务科；
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下设军事科、政治科、国际科；
第三处：处长刘培初；下设行动反间科、司法科、特务队；
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下设业务科、工务科、侦收科；
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由刘启瑞、余乐醒、谢力公担任。
担任过各处处长的还有何芝园、魏大铭、赵世端、徐业道、王新衡、阮清源、郑修元、郭斌等人，主任有郭寿华、乔家才等。
当时据日本在华特务系统的调查，军统局下辖各区站及人员的情况为：
南京区约一百二十人；上海区一百一十人；川康区（重庆）八十人；浙江站（杭州）七十人；江西站（南昌）九十人；安徽站（安庆）一百二十人；港粤区（香港）七十人；西北区（西安）九十人；平绥区（北京）六十人；天津区五十人；武汉区一百人；福建站（福州）六十人；广东站八十人；贵州站五十人；湖北站（武昌）一百人；湖南站（长沙）七十人；济南站八十人；青岛站七十人；山西站（太原）八十人；甘肃站（兰州）六十人。共计约一千六百一十人左右。［3］
戴笠的特务组织从力行社特务处扩充为军统局，是他特务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由此不仅完成了组织的公开化、合法化，势力大为膨胀，而且他们的活动对中国政治与社会造成的影响因此更加重要和显著。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由长沙迁往重庆，局本部先后设在中二路罗家湾原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及枣子岚垭、漱庐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办公住宿区，并将歌乐山原四川军阀白驹的公馆“香山别墅”改建为军统局第一看守所。1940年又在磁器口缫丝场增建了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和一处集中营，戴笠还在附近修建了他的别墅。
迁渝后，戴笠将军统局组织进一步扩大为八个处，分工如下：
第一处：军事情报处，下设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国际科、训练科、谍参科（专管各部队谍报参谋工作）；
第二处：党政情报处，下设党政科、侦防科、航检科、中共科；
第三处：行动处，下设行动科、警稽科等；
第四处：电讯处，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
第五处：司法处，下设审讯科、狱管科；
第六处：人事处，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卡片室；
第七处：经理处，下设综计科、审计科、预算科、财务科；
第八处：总务处，下设庶务科、管理科、交通科、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消费合作社。
1942年为适应工作需要，又将第一处训练科改扩为训练处，第三处警稽科改扩为警务处。其内部的处级机构先后还曾设有特种技术研究室（研究军事行动及毒药制造等）、经济研究室、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汪伪军策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组织。军统局外勤单位发展为三十多个区站，三百多个工作组（队）及多个直属工作组。所辖在编人员从抗战前的三千至四千人急速扩增为七千余人，1939年后军统局的势力更伸向国外东南亚地区，在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马来亚等国建立了组织。1942年后到抗战胜利前，军统局人员发展到五万余人，另有特务武装部队近二十万，戴笠的特务势力一时发展到了顶峰。
军统局开张后，戴笠为新组织规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军情报、坚持敌后游击、揭露汉奸及“分歧分子”，检举奸商与走私，监督战时交通运输。
当时在敌后，军统局除在沪、平、津三地设区站外，其余各地组织均改为组。每组三到五人，配给电台，设有爆炸队及游击小组或铁道破坏队。以小组为单位刺探军情，并与各战区当地军事长官密切联络，做好电台掩护工作，以保证电讯畅通。到1943年，军统局共发展有七百○九单位共五百六十九座电台。
军统局成立后，戴笠首先大力抓了为扩充队伍而培训人员的工作。1937年9月，开设湖南临澧“军委会特训班”，成为戴笠组建军统局基层干部人员的先期来源。
1939年，军委会鉴于军中谍报工作不灵，责成军统开设“谍报人员训练班（参训班）”，由军令部第二厅督导，第一期由黔阳特警班参谋组改编，第二期则迁渝举办，从中央军校学生中选优参加，先后共办十期，培训了一千四百九十九人，毕业生都由军统局秘书主任兼第二厅（军令部）副厅长郑介民主持分配。此外，军统还办有会计人员训练班、译电人员训练班及政工人员训练班，共培训了四千七百九十九人；还在四川巴县等地开办了特别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空军总部技术人员训练班、气象人员训练班、“技击”（行动）人员训练班，共毕业八百五十八人；在仰光开设海外人员“特别训练班”，在柳州开设越南抗日运动干训班，在重庆开设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共计毕业五百三十人。
到1943年，军统集各训练班于重庆磁器口，统一为“重庆特训班”，增设经济、特技、特警、管训、特情、外警与泰国人员训练班，计二十二个班次，培训了一千三百一十人。
此外，戴笠还派出专门的特务冒充学生去各学校工作，并在每学期终放假期间，组织他们回来训练一次，给他们看最新查获的左翼宣传品，教给新的名词和动态，并防止特务们“受赤化影响”，这种训练班，每期都有一百余人。他们回校后，形成了军统在学校与教育界的基层组织，且大多互不知底，有利于互相间的暗中配合与监督。这种团体甚至也深入国民党自己的核心单位，如军统在陆军大学的调查小组，组长邹陆夫，经常向蒋介石汇报陆大师生的言行，并在校内发展组织，介绍毕业生进入军统局工作；而在中央训练团，因其为蒋介石培训干部的基地，更加重要，从其成立起，戴笠便以警卫组的名义派人进入，并自兼组长，后来先后换为李家杰、张业，组员更多达三十余人，他们对于学员平时言行的报告，直接成为蒋介石安排每个学员出路的重要依据。
戴笠的军统局成立后，其系统内颇具特色的五大组织应运而生，形成了军统局对外业务的主体。
第一是特务总队。
军统局特务总队是由开局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而来的，经历了由便衣到着装、由秘密到正规化的过程。其后又使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及“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先后曾由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伟龙等任总队长与团长。这一组织，下辖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其中除一部分担任军统局机关和戴笠、宋子文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军统监狱看守所的警戒工作，并充当审讯用刑及处决犯人刽子手的角色。专设有行动组，组长程永铭，负责逮捕关押与刑讯人犯的工作，他们对肉刑工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配备了各式的刑具。由于其残暴性，使其迁渝后的所在地林森路望龙门都成了人们谈虎色变的地址。即使在军统局内部，特务们也因其具有处理违纪人员的权力而对之避让三分，称之为“锦衣卫”。
第二是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
这一组织设于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一直由戴笠的亲信、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担任处长，主要任务是负责海陆空交通邮电的检查工作，为军统侦探情报搜集材料，扣留对当局不利的通讯宣传品。他们虽不参与特工行动，但却是军统组织的耳目与情报来源，地位重要。又因为战时交通运输的紧张，而该处人员平时接触的都是各要害部门与达官富商，其权限与“油水”之大可见。处内设有邮电检查、总务、防谍等科，不仅钟贡勋、周景敦等几个科长，就连一般的检察员也可掌握控制最紧俏的票证、商品甚至物资，因此在当时最时髦的上等手表、金笔、西装，他们也是唾手可得。许多高官也向该处“推荐”亲友，以寻发财的捷径。下属的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单位，有二百余人，其侦查的重点是在渝的中共机关人员往来信件、《新华日报》等，进行了大量的扣压、分析、破获及销毁工作，并根据信件来源逮捕靠近中共的人士，直接为军统局的反共服务。特检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防谍”。所谓“防谍”指的是在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中防止中共或日伪势力的潜入与发展。做法是在各机构中挑选一批信得过的人，由特检处进行培训，授予监视、跟踪、秘密联络等特务技能，以便在各处布控，同时也为军统在各处遍布了耳目，进一步发展了组织。训练班的名称为“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地址设在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共办了两期，每期两三百人，各部门或迫于压力，或鉴于自派人员总比军统来人强，都送员参加了训练。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第三个机构是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
这个处的前身是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运输统制局撤消时蒋介石认为应保留该处，便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的名义留存下来，他指定戴笠为处长，于是该处也列入了军统局的势力范围。
戴笠接管后，委任他的“军统十人团”成员之一、“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为副处长，代他主持工作；业务组长则由“军统十人团”成员胡天秋担任，其主要工作，便是在水陆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来往车辆船只，兼顾反共、防敌、缉私等工作，也是大权在握的岗位。如在重庆城南一品场的检查所，就是把守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来渝陆路交通的枢纽，所长韦贤，因得戴笠的信任，长期在此任职，自定路规，却无人敢管；而在通向西北公路上的青木关检察所，是从渝到中共边区的第一道障碍，军统特务在此严查向西北去的青年及一切行人，只要是证件稍不过硬，便加留难，甚至扣压，即使对路过的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将领也故意刁难，如强令他们下车在雨中等候检查等，这些举动博得了戴笠等人的欢心。而对他们自己内部的违纪犯规现象，则有许多包庇与纵容。无论查出了什么私货违禁品，只要能找到戴笠的关系，如杜月笙、孔祥熙，或有宋美龄等出面，皆可退货放行。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走私案，之所以被军统抓住不放，也是因为林自恃有孔祥熙做靠山，根本不把军统放在眼里而造成的，这件事也说明了戴笠与军统势力的膨胀。
第四个机构是兵工署警卫稽查处。
在抗战前，兵工署所辖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警卫队组织，战争开始后军统借机插手这一领域，特别是厂矿内迁后，从各地迁往重庆的兵工企业特别多，数以万计的工人集中到此，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如何管理与维护治安，事关重大。为防止共产党渗入重点产业，蒋要把戴笠的力量运用其中方可放心。他吩咐俞大维为首的兵工署只管生产与技术，把安全与防共交给戴笠的警卫稽查处。戴笠领命后，特地选择了留学苏联对共产党有所了解的特务处书记长张师来担任处长。
警卫稽查处下设有总务、稽查、安全、司法四科，为统一领导各兵工厂的警卫队组织，又成立了以副处长杨蔚为部队长的警卫总队部，统一行动指挥权。在具体工作方式上，他们采纳了张师的意见，决定向各厂派遣警卫稽查组成员，以安全检查的名义深入车间，一方面执行任务，一方面接近工人笼络关系。另外，还坚持将兵工厂工人列入军事编制，按现役军人管理，更不许成立工会，这样便可以以军法来严厉处置罢工与其他反对者的活动。
在军统与兵工署的关系问题上，戴笠知道俞大维与蒋介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采取退让合作的方针，命令警卫稽查处不得干涉业务与财务事宜，就连各厂原有的警卫队负责人，也大都不予更换，而要杨蔚采取拉拢他们加入军统的方法逐步加以控制，以保持与俞大维表面的良好关系，甚至发生过军统局处死误报俞大维亲信通共的稽查员陈昌熙的事件。戴笠的心计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是交通警察总队。
交通警察总队是抗战中后期戴笠在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后，准备包办重建警察系统的产物。由戴笠用美援装备与美式训练一手造成。它的基础是抗战初期戴笠在上海收编的帮会组织力量，以戴笠的“十人团”成员周伟龙兼任司令，中层军官都是军统特务。前后总计武装训练了四万余人，配备了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作战机动性强火力猛，被蒋介石视为“王牌军”。抗战胜利后，改组成二十多个交警支队，担负了守卫重要铁路、公路交通线的工作，后来还直接参加了反共内战。这支部队是军统组织势力发展到顶峰阶段的产物。
以上五个方面的组织是戴笠的军统局掌握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活动范围即是军统特务的势力所在，从而在为蒋介石“保天下”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戴笠的特工观及其人格弱点
戴笠是一个行动型的人物，他并不擅长于理论的研述。但在几十年的特务生涯中，由于掌管军统组织的需要，他也发表过许多的谈话或文章，其中涉及特务组织的源起、性质、行动理论，也表达了他对当时形势与各方面关系的看法。这些文章谈话，无论其原稿是否出自他本人之手，都可反映出他的特务观。
关于为何要搞特务组织，戴笠认为：
“世界各国的特务工作，归纳起来，大概不外有两种意义和目的：一种是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一种是要巩固本身的政权。前者对外，后者对内。中国亦不例外。我们要拿这个工作来整顿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跟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赌输赢。中国的特种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使命任务之下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根据领袖‘安内攘外’的政策要求来做的。要攘外尤其要先安内……一般反对党不满意我们，说中国要走向特务政治，走向独裁的道路。但我们看看，英国并不独裁国家，有没有特务？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有没有特务？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各有各的特务，总统有总统的特务，这都是战时的必然现象。”［4］
对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性质，戴笠定性说：
“什么叫做特种工作？特种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为者我能为，人之所不屑为者我屑为，人之所不愿为者我愿为，人之所不敢为者我敢为。我们要以特殊的工作成绩来表现，这个叫做特种工作。”［5］
“革命团体中的特种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是没有自己的主张的，一切听命于革命领袖，为了贯彻领袖的政治主张，牺牲一切，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我们所负的特种任务要忍人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不屑为。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我多年来所尝味道。”［6］
“我们在领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救国的工作，我们有神圣的职责，从事中国革命的特种工作，怕的什么？我们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7］
“有人说‘你在中国就等于希特勒之下的希姆莱，’我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为什么要做希姆莱，我是中国人，中国的特种工作自有中国特种工作的精神，为什么要模仿德国？’”［8］
关于对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要求和标准，戴笠认为：
“中国特工真需要统一，现在系统乱得很，分子非常复杂，因此招致社会上许多不好的批评。”
“我们这个团体决不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吉士塔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做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有如此，所以能使主义与道义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
“中国特种工作人员，要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复兴中华民族、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职志。”“我们不仅是革命的技术人员，而且在精神上要做到是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生力军”。［9］
戴笠还说：“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所谓秉承领袖意旨，就是说我们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始终如一，至死不变；所谓‘体验领袖苦心’，就是说：我们秉承领袖意旨，不是横冲直撞，一味走直线，我们的宗旨不变，办法可以变；目的不变，手段可以变。委屈所以求全，最后还是要达成不变的目的。我们整个调查统计局的同志一定要能做到这两句话。”“如果我们稍不留心，就要增加领袖的麻烦与忧虑。”［10］
“我提出以‘宁静、忍耐、伟大、坚强’八个字，作为我们特工人员修养信条……”
“至于忍耐，更是重要。忍字象征一把刀插在心上，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做人做事，智深沉勇，外圆内方，但却不是泄泄沓沓，随欲浮沉，更不是同流合污，日趋下流。”
“领袖对我们工作训示的要点：一、特种工作人员是革命的灵魂；二、特种工作人员本身在政治上没有主张。”戴笠又加上一点：“三、特种工作人员是领袖的耳目。我们身为‘领袖耳目、革命灵魂’……一切的一切，只有绝对听命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而本身不能提出任何政治主张。XX同志在江西干部会议中与人家竞选，违背团体纪律，所以我这次到东南，把他开除了。”［11］
从这些片断的话语中，我们即可看出戴笠及其特务组织是以完全为蒋介石独裁政权服务为最高宗旨的本质。因此，这一组织的政治与阶级的属性，还有他们的历史地位与评价就完全与蒋政权相同了。确切地说，他们表现了蒋政权最反动最阴暗和最残忍的一面。至于戴笠所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表面上很动听，但事实证明，基本上是连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特务们都做不到的，但戴笠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别人比较严厉，对自己则绝非如此。他对部下恩威并施，虚实莫测，在团体中一切以他为中心和根本，这一套，是他跟蒋介石学来的。
戴笠很善于说一些貌似很正统的大话，平时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他对自己却根本不是这样。他很善于捞钱，但他的钱是要花在他的野心和“事业”上的，他自己生活一切需要由团体解决，别墅、汽车、古董他都有许多，他还能运用特务手段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干的事情，如霸占别人的妻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戴笠为人的一个特点。戴笠很好色，自他结发妻子病死后，他未再婚，却不断地用他的女部下和部属人员的妻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与他很熟悉的唐纵曾在日记中写道：戴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12］在戴的一生中，这方面闹出过多起风波，比较出名的有：他与女秘书余淑恒的关系，他曾很喜欢余，据说准备与她结婚，自己也一度化名“余龙”，送她赴美深造，希望她成为宋美龄式的女性。1941年6月，他亲自送她到香港，不料却被港英警察扣留，经香港区长王新衡急报蒋介石，求助于英国驻华大使和外交部次长俞鸿钧，俞到达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后才得脱身。戴笠在被拘期间曾4次致电蒋介石，报告说他是因在广东韵关工作无法回渝，绕经香港时被扣留的，并赌气非要港英当局道歉才肯作罢。［13］后来，著名影星胡蝶因珠宝被盗，托人找戴笠帮忙，一下又被戴看上，他使尽办法为她找珠宝，在寻找不着后便不惜再重金重买以博美人一笑，的确也感动了胡蝶。戴笠把胡的丈夫派为货运管理局驻昆明专员，打发到外地，又给胡蝶盖别墅修花园，终于达到了目的。此后，他对余淑恒也渐渐淡忘了。据沈醉回忆说：戴笠与胡蝶相好时，有一次当她面签署文件写了“余龙”，刚写一半被胡蝶“嗯”了一声，他立即在余字下加了一横，此后戴笠又有了个化名叫“金龙”。这说明戴是很会讨女人欢心的。［14］至于他对女部下、部属妻女等人的欺辱，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无法一一考据了。其中如女特务邹志英因为被抛弃而与他大吵大闹，最后竟被他关进了息烽集中营。“几年中，像处理这种意外的事件，前后共有七八次之多，都是与戴笠发生关系后要嫁给他，有的赖在床上不起身，有的躺在地毯上要死要活。”［15］
因为长期从事特务职业工作的缘故，戴笠变得生性敏感，他平时行动莫测，处处设防，不愿别人知道其行踪，甚至于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认识他，所以流传到今天的戴氏照片并不太多。［16］戴笠还很迷信,他找人算命认为他命中缺水,于是他所起的笔名、化名大都与水有关。据统计戴笠使用过的19个化名如下：
“淼”、“雨”、“灵”、“永年”、“裕隆”、“宏伟”、“重光”、“行素”、“力行”、“金水”、“泽霖”、“雷云”、“健进”、“余龙”、“汉清”、“涛”、“金龙”、“葆真”、“马健行”，［17］直搞得人虚实莫测。
对于蒋介石，戴笠表现出无条件的效忠，因为他知道只有为蒋卖命并让他知道，才会有自己的前程。于是他时时处处把“效忠领袖”挂在嘴边，在他给蒋介石的报告文件中，行文用句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但实际上他在内心深处却把蒋介石当成他的利用工具。某次，戴笠在好友唐生明家请宋子文吃饭，他特别吩咐厨师“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当唐生明问他为何这样做时，戴笠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情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了出来，他便不会再用你了。”［18］这就是戴笠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此，大特务周伟龙曾对唐纵总结说：他“对上忖度精到，对下死刑与禁闭，对事是重点主义、兴致主义；对人是无所顾忌（彼谓针不能两头尖）；对己是享受主义（彼认做得好敌人杀，做得不好领袖杀）。人生是短促的，及时行乐，故其整个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赌博式的。这是人生另一种作风。”唐纵更直接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所惧。这是他事成功就的两大法则。”［19］这就是军统局内戴笠的同事对他的评价。
戴笠有一个养女淑子，不为人知，据有关资料称，淑子原为日本在华间谍神田久之与工藤由纪子的女儿。1937年7月16日，在戴笠率领军统特务突袭南京汤山日本眼科诊 所神田据点时，击毙了顽抗的神田，逮捕了工藤。而后，戴笠对美貌的女谍工藤有了“好感”，单独“审”了她三天，而后就收养了她一岁的幼女淑子，一直抚养长大，其中秘密，几乎无人知晓。［20］
有关戴笠的个人生活种种情况，坊间流行的出版物介绍太多，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戴笠和其部下毛人凤等人与中统的徐恩曾一样，在个人品格上都是有污点的，他们因此而互相攻讦，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展开
二三十年代，他们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人士血腥镇压、残酷迫害；
三四十年代，他们曾与日伪拼得你死我活；
他们对“领袖”毕恭毕敬，自诩为“革命先锋”：
—“长官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为长官听到、看到、想到！”
他们对人民凶神恶煞，毫不留情：
—“这样的小孩留着他干什么，等他长大了来为父母报仇么？”
他们追杀巨奸又残害忠良；
他们逮捕汉奸又包庇日伪大员；
他们组织“忠义救国军”，开办“中美合作所”；
他们破译日军密码，预报“珍珠港事件”；
他们曾与英、美及苏联情报组织通力合作，从事抗日活动；
他们参与研制原子弹；
他们重视团体、提倡精神，却贪污腐化、内斗不息。
他们自立于法律之外，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干，
他们却在延安无法插足、落荒而逃，
他们发明了几十种酷刑，惨杀妇孺，
他们镇压学运，把“政治犯”丢入镪水池，
最后，他们在反共内战中与“党国”天下一起失败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