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1959年生，南开大学教务总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乇任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代表作还有《以权力制约权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政府过程的学说与方法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2002年，获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中国政府与政治》（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公司，2003年）、《现代政府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入选“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02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3年获全国首届高校百名“教学名师”奖，2005年主讲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列入国家级精品课。

    《中国政府发展研究报告（第1辑）》的分析背景是中国政府发展状况，报告的年度分析重点是包括公务员规模和大部门体制改革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世纪之初，中国政府自身及其所处的发展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报告就政府机构和编制管理改革、公务员规模调整等行政改革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以期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哲学意义上讲，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化的事物，也不可能存在绝对完善的政府，而只可能存在一个逐步走向完善的政府。因此，衡量政府是否发展的标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衡量政府发展的具体指标会有所区别和变化。由此看来，研究政府发展的衡量标准问题，必须把政府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去考察，否则研究就失去了意义。
    长久以来，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把政府发展看做是一个直线和单线过程，认为政府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条件下的政府模式向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政府模式的过渡与转变。他们大力鼓吹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正是欧美国家历史上经历过的，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发展模式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未来发展的目标。基于此，很多西方学者把是否“全面西化”视为政府发展的唯一标准，即一国政府发展与否一切以西方国家为标准，凡是符合西方价值理念的就是发展的政府，凡是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的就是倒退和落后的政府，从而忽视和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国情独立选择政府发展模式的主动性。这种以西方标准衡量所有国家政府发展进程的说法显然是不客观的。那么，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现代政府，究竟应该以什么指标作为发展的衡量标准呢？归纳起来，我们把衡量现代政府是否发展的指标系统界定为“2+n”模式。
    所谓“2”，是指“经济发展”和“利益实现”两个指标，这是衡量政府发展状况的基本标准，具有普遍性，当然也适用于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现代政府。“n”是衡量政府发展的具体标准，是与某一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指标体系，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具体到本研究，特指经济市场化背景下衡量现代政府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指标。
    “2”与“n”是从两个层次上提出的，前者是稳定的、普遍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后者则是经常变动的，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动而发生改变或增减。
    （1）衡量现代政府发展的基本标准。
    衡量现代政府是否发展的基本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从经济角度提出的，即政府发展是否适应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个是从利益角度提出的，即政府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
    第一，是否适应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发展必然引起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相应发展，同时，政府发展也无法脱离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衡量一个政府发展状况的首要指标就是考察其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适应经济发展，从而也为社会进步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完善的公共服务。如果把这一指标放到市场经济背景中的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衡量现代政府是否得到发展的首要指标，就是现代政府能否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形态的客观发展，并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当然，由这一根本指标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指标，如一个政府能否尽可能地促进科技进步，能否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平、自由、开放的制度环境，能否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发展的缺陷等。
    第二，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各个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无一例外地同时发挥着巩同统治集团统治地位与协调各方利益的基本职能。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建构社会统治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问的矛盾与冲突控制在秩序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而当人类社会步人市场经济时代之后，政府的基本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都会有变化，使政府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最大限度地促进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效率优先而引发的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公平与效率原则的统一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基本保障。政府除了要通过提高效率实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外，还要更加自觉地兼顾公平，更加巧妙地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社会各方面的根本利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政府更要努力做到“全体公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现在，许多国家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政府发展理念，尝试将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发展的主要目标，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
    （2）衡量现代政府发展的具体标准。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指标之外，就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衡量现代政府发展状况还需要考量如下几个具体指标。
    第一，社会的基本生存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
    正如伯特兰·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整个社会的幸福取决于几乎普遍地达到某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这些事例中，国家有权坚持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①这里所说的社会基本生存需要包括基础教育、卫生维护、防治疫病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政府存在的最低要求就是尽量满足社会的基本生存需要。
    第二，政府权威性与控制力是否得到了增强。
    政府的权威性与控制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政府权威性，是从公民的角度出发，探求公民对政府的态度问题，即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公民的支持和拥护。而政府控制力，则是从政府角度出发，探求政府对公民的影响能力和动员能力，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法律制度和政令主张在通常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和贯彻，生活在一国政府管辖之下的民众情愿在政府的控制下，按照政府的意愿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政令通达、执行通畅的系统环境。通常来讲。凡是能够得到大多数公民支持和拥护的政府，一定也具备足够的控制能力，保障政府政令的贯彻与执行。由此可见，政府的权威性与控制力的不断增强是现代政府得以存续的前提条件。
    第三，社会适应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
    所谓政府的适应能力，是指政府对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能够应对自如的能力，或政府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能力。②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是千变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国内环境也是瞬息万变的，因此，现代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和多重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政府必须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灵活、高效的应急反应机制。由此可见，一个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是灵活应对、迅速反应，还是僵化固执、无所适从，是衡量现代政府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四，社会回应能力是否得到了增强。
    塞缪尔·E·亨廷顿指出：“公众参与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尺度。”⑧

序言
一、报告的背景和主要特点
二、总体分析与建议

总论：政府发展理论与2l世纪初中国政府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政府发展与政府发展理论
二、制约现代政府发展的基本因素
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发展模式
四、21世纪初中国政府发展的主要趋势

上篇：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
关于中国政府官员规模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
一、关于政府官员规模“大”与“小”问题的不同看法
二、部分国家（地区）政府官员规模的基本情况
三、制约政府官员规模的主要因素
四、中国目前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长期趋势：政府官员规模的“适度扩张
六、短期趋势：政府官员规模的“适度从紧
七、调整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的配套措施
八、总体分析与学术上的“1％定律

关于中国政府官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官民比”省际差异的原因研究
二、财政规模、编制改革和官员规模的变动

事业单位改革与政府官员规模控制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事业单位与行政机构、政府官员规模的隐性化
二、事业单位规模扩张及其原因分析
三、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思路

关键在于功能结构而非规模
——以社会中下层视角感性看官员规模
一、社会舆论认为官员规模过大具有一定的依据
二、中国政府雇员人数的概念
三、功能定位上中国实际采用“大政府
四、关键不在于规模
五、中国官民比0．86％不一定小于美国的3．25％

下篇：行政体制改革与大部门体制研究
关于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完整、准确地理解“大部门体制”及其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大部门体制的国际经验及主要启示
三、中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二、行政编制方案
三、巾央和地方的编制管理目标
四、效果
五、个案研究：A城市某区政府的精简
六、结论

大部门体制的文化基础与制度保障
一、大部门体制的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二、大部门体制运作的文化基础
三、大部门体制的制度保障

关于中国副职设置问题的思考与改革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副职“多”与官员规模“臃肿
二、“辅佐型副职”模式的结构及分析
三、中国副职设置模式的结构和特征
四、中国副职设置模式的改革方向

关于中国条块体制调整的思考与建议、以双重领导为特色：中国条块关系的基本模式
二、“上下对口”：条块关系对政府官员规模的影响机制
三、职责同构：上下对口长期存在的制度性根源
四、逐步调整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官员规模变革的一个基本思路
五、结论：跳出条块关系看政府官员规模

论大型城市在政府间关系中的政治平衡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政治平衡思维的转变
二、行政区划改革滞后与政府问关系失衡
三、突出大型城市政治平衡作用的相关对策研究
四、结语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