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选择上海三十年中发生重大影响的若干关键事件中的关键人物，通过他们的口述，生动感性地重现历史事件，以此透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观念深处的演进。
　　回首上海三十年，多少风潮涌动已化为过眼云烟。唯有那些开风气之先，深刻改变人们生活和命运的事件仍历历在目，这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构成了上海改革开放之路的重要环节，以其生动性，复杂性，以及带给人们思想观念的震撼，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嘉定县“试水”联产承包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李学广寄语】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是在探索了二十九年之后，才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留住并续写新的历史，是因为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伟大号手和千千万万有志之士为之奋斗。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一名战士，能够参与其中，目击全过程，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我感到荣幸、振奋和安慰。弹指一挥，三十年过去了，真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情画意。新的历史，继续展开，时不我待，接力者将要付出新努力。新的机遇和挑战，预示着新的付出和收获。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事件回放】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海是一个以工商业为经济主体的大型国际化都市，以分量和地位而言，农业在其中自然少受关注。然而，谁又会想到三十年前上海的改革之路却恰恰是先从农业起步？1978年初，仍处在“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空气笼罩下的嘉定率先实行责任制探索。走上了先副业、后农业，先包产到组、再联产到劳、后包干到户的道路，创出了从联产承包到农工商一条龙的独特发展模式，被认为“迈开了上海郊区改革的第一步”。作为这场改革的策划者与主导者，时任嘉定县委书记兼县长的李学广老人对往事仍历历在目。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早年历练，播下改革的信念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李学广早年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上海解放后，作为南下干部进入华东局和上海农业系统工作。1955年，他奉派到青浦开展农业合作化试点。对当时上海郊区农村状况的认识与反思，成为后来他在嘉定进行农业改革的起点。我1926年生于江苏盐城的农村，苦孩子出身，17岁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新中国建立后，我先后在盐城县委、滨海县委（任县委副书记）工作，后来调到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工作。对农村的熟悉以及长时间在农业系统工作使我对农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1977年11月，我正式到嘉定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当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初即在饲养业中开始搞责任制试点。这是上海市郊改革的第一步。对我个人来说，嘉定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我一生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三十年前，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道难题。农民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为“包产到户”。从它的名称到内涵都很简单，很好懂，也很好做，但是要跨出第一步，很不容易。责任制改革的难度之大，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今天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在当年却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事。为什么很简单的事会变得如此艰难而可怕呢？这需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刚解放，农民情绪高涨。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到了田，大家都憧憬着发家致富。不久，全国性的互助合作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到1955年上半年，参加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到了农户总数的14％，嘉定和全国一样，也是这个比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是责任清晰，秩序井然。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柯庆施派我去搞农村合作化试点。这样我就到了青浦松泽乡。经过两个月的细致工作，每个村成立了一个初级社，农民们都积极拥护。之后，我回来向柯庆施汇报，他表示满意。那年年底，中央要求趁热打铁推进高级化。我奉命继续搞高级社试点。搞初级社还行；到了高级社，没有了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大降低。我没有搞大社，只搞了个五百户的合作社，但负责具体工作的区委书记已经感觉很吃力。为了建立生产秩序，我搞了一个“三包一奖”，即合作社下面是生产队，由生产队包工、包本、包产，超产的奖励。结果，有人认为我这样是在搞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上纲上线了。我再次向柯庆施做了汇报。后来在中央会议上他反映了这个问题，就是合作社太大了不行，感觉很吃力。中央对此的看法，柯庆施回来没有传达。不过后来中央发了三个文件，要求加强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经济核算，加强责任制建设。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然而，1955年下半年全国开始批判“小脚女人”[2]，而且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度。上纲上线，形势大变。到1956年，全国实现了合作社的“高级化”。“高级化”的核心，就是取消土地分红，取消土地私有权。随后1957年至1958年，举国搞“大跃讲”，接着人民公社化，搞“一大二公”。结果，农民干活搞“大呼隆”，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农民的观念跟不上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对这些做法很反感，生产积极性很低。当时有句话叫“出工如背纤，收工如射箭”，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也到农村参加劳动，目睹这样的状况心里很难受：这样搞，生产怎么发展呢？老百姓集体磨洋工，这是一种消极对抗的现象。但是，群众还是很有智慧的。包产到户模式就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这种经营模式最早始于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马上就受到了批判。安徽省在三年困难时期向中央请示搞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以度灾荒。结果当年秋天就取得了农业丰收，农民很高兴，甚至吸引了河南省的许多农民跑到安徽去帮工。但好景不长，很快来了通知，批判包产到户，坚持搞集体化，全省县以上干部都很紧张。批判的人有“尚方宝剑”，自以为理直气壮；反对的人一肚子委屈，但也说不出道理来。安徽省被批判以后，大家都不敢再搞包产到户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安徽凤阳小岗村[3]等地的农民才“偷偷摸摸”地重新搞起来。
　　[1]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到1953年春，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使3亿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互助合作运动是继土改之后进行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变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革命。由于脱离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实际情况，引发诸多问题。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2]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一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对合作化速度适当加以控制，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对邓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小脚女人”的批评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到1956年上半年我国广大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原定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合作化速度过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后遗症。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3]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1978年12月，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颗红手印，冒险搞起了“大包干”。承包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2万斤粮食，远远超过了刮“浮夸风”时的3万斤。而且，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搞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增加。小岗村这一创举，被认为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承包制攻坚战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到嘉定主持工作后，李学广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先稳定局势，安抚民心，然后从副业下手逐步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思路。他把突破口选在了饲养业。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文革”期间，我受到迫害、坐过牢，后期下放到青浦县朱家角当公社书记。1977年10月下旬，我得到平反，二十天后我受命到嘉定工作。经历“文革”创伤的嘉定县百废待兴。当时“文革”刚结束，留下许多问题。大量群众找到县委要求解决问题。县委接待室一共只有两三个人，根本应付不了。群众不满意，今天没结果，明天再来。有的午饭不吃，揣着一个山芋或面饼守在那里。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在县委常委会上，建议大家安排日程，轮流去接待办公室接待群众来访，并向群众公布领导接待时间安排。轮流接待群众的那些天，接待室屋里屋外挤满了人。我们把问题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拟定解决的方案纳入工作安排，逐个解决，步步到位。这样过了一个月，来访的群众就少了。而通过接待群众来访，我还了解了群众的意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问题，也了解了嘉定县的过去和现在的形势，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任第二件事是搞干部教育。县委党校恢复了，我兼任校长，配齐党校班子，二十天一期，每期八十到一百个人，让县里的各级领导干部轮流进党校学习。同时各个公社、镇组织干部培训班，跟县委党校交叉起来做。教育的重点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个重点则是提倡新事新办，反对封建迷信。当时，嘉定农村封建迷信流行，而且越来越“吃香”，一些现象让人哭笑不得。算命的以前五毛算一个，后来涨成八毛；请“张天师”捉鬼，以前捉一个一块，后来涨到三块。有一个农村妇女自称“门闩娘娘”，拿一个门闩，见干部就打。有的农民在田里夯土，抢占大田盖房子。这些都反映了老百姓对前途不清，缺乏信心。经过“文革”十年，农村竞落得如此景象，让人看了难受又着急。之后，通过搞干部教育带动群众教育，农村风气好转，抢占大田的现象也得到了制止。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只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觉得有奔头，他们才能安居乐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动起了改革的脑筋。我后来把在嘉定的改革归纳为：五个步骤，两个穿插，四年三改革。所谓三改革，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熟”改“两熟”、试办农工商一条龙。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启动最早，也是最关键的。其他两个改革则穿插在其中的。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前后大致分五个步骤，每一步都有不同的工作重点。而整个改革的突破点，我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选择了饲养业。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1978年春，我在马陆公社（现在的马陆镇）蹲点，酝酿进行改革的尝试。马陆公社下面的北营大队有个养猪场。这个养猪场和全县其他养猪场一样，连年亏损，饲养员的工资都发不出，还需要农业补贴。当时，养猪场31个人，主要是养猪，共有肉猪230头、母猪58头，还有一些奶牛、蛋鸡。上年收入24900元，支出30500元，亏本将近5600元。大队干部和饲养员都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我决定在这个养猪场搞承包改革试点，公社党委也表示同意，我向县委汇报后，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试点确定下来以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饲养员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开始大家都很拥护，说好。问到谁愿意出来承包，大家则面面相觑。一阵议论后，有一位年纪稍长的饲养员，名叫何小第，站出来说：“我来承包。”旁边两个年轻些的接着说：“我们两个做助手。”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就这样，嘉定县的农村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场改革的结局会如何。但是，我对基层干部和农民很有信心。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何小第和生产大队签订承包合同后，就带着两个助手把铺盖搬到养猪场去了，吃在养猪场，睡在养猪场。他们承包后，把养猪场的人员做了整顿，调出5个到种植业，又新增一个项目：种食用菌。何小第的老婆在家种地，见他既不回家种地，也不回家吃饭，儿子也不管，只管养猪，很担心，难免有一些怨言。何小第人比较老实，话不多，他只说：“你等着看好了。”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当时的承包方式叫“五定一奖”：定人，定饲料，定成本，定毛猪（即母猪的产仔率），定报酬，超产奖励。到了1978年冬天，养猪场结账。母猪下小猪的产仔率，每头平均20头，比上一年提高了29.4％；出售苗猪130头，比上一年增加了27.3％；肉猪平均180斤，比上一年平均增重65斤；整个猪场的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8％。上一年养猪亏本，光饲料就亏欠4万斤，现在不仅把4万斤饲料全部补上，养猪场人员的工资都自己发，还向大队上缴了公积金，这就做到“分配有余”了。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三位承包的饲养员一共奖励120元钱。何小第得80元，两名助手各得20元。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这件事太新鲜了！根本用不着谁发布，这件事就在嘉定全县传开了。很快又有了新闻，承包人何小第表态，不敢拿奖金。他说：“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年顶多做260天，一天只有三毛钱，一共是78块钱，我的奖金就超过一个劳动力。我已经拿了工资，另外再拿奖金，这不是两极分化了吗？”何小第的老婆也讲：“你拿了，别人不批你吗？”又有人说，何小第的奖金定高了，他不应该拿这80块，现在要纠正。这样，全公社甚至全县都议论开了，成了特大新闻。“平均主义”搞了这么多年，现在冒出这么一个“出头鸟”，大家觉得十分新鲜。这时有人担心这件事闹大不得了，建议我做一个报告，定个性。我说，我不但不做报告，并且要在全县放开讨论，题目就是：这80块奖金，何小第到底该得不该得？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经我这一“鼓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都议论开了，很快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解放日报》、《文汇报》，甚至《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讨论嘉定实行承包制以后奖金该不该拿的问题。《解放日报》加了个按语，说这个事情讨论得好。《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解放日报》还要积极，说讨论是一种马列主义的方法，是思想解放的方法。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就不仅是一家养猪场经营模式改革的问题，还上升为思想解放的大问题。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虽然媒体的报道对奖金是否该拿并没有明确表态，但经过这么一场大讨论，何小第胆子大了，奖金也敢拿了，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拥护他拿，讲不该拿的声音越来越小。后来大家不但讨论这80块钱该不该拿，还讨论全县两千多个养猪场都搞承包的问题。根本无须县委去推广、动员、布置，群众就自发找上门来要求承包。县里就此开了一次会，向各饲养场介绍北营大队养猪场的经验，然后同意把全县的养猪场全部承包出去。第二年，全县养猪场由上年亏损161万元一跃变成盈利710万元，打了一个大翻身仗。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说实话，在北营大队搞承包试点的时候，我也有不小的压力，不是来自政治方面，主要是担心承包后养猪场毹否扭亏为盈。如果不能，改革就失败了，后面工作就更难做了。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是马陆公社的副主任张彪（后来到崇明任副县长），他工作很有经验，群众威信也高，当时也有很大压力。在养猪场承包试点成功后，嘉定县的空气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万马齐喑变成人人争先。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1978年的这场大讨论，在嘉定县的改革进程中意义很大。它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为后续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与养猪场承包改革几乎同时启动的是种植业的“承包到组”改革，这也是先搞试点。时间在1978年春夏之交，我选择嘉西公社皇庆大队第三生产队为试点单位。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生产队，有五十多户人家。我按十户一个组的方式，分了五个长年固定组。全队一共270亩地，按每个小组把地固定下来，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责任制。年终结算时，组组超产，家家得奖。1979年春，改革继续推进，实行“三包一奖”，除包产外，还包工、包本。这个队基础较好，不但种地，而且有副业，养鸡、养牛、养猪，都是集体养的。组里不仅承包了种田，也承包了养猪、养鸡等副业。到了当年秋天，皇庆三队每个组都获得超产奖励，平均超产达
　　11％，家家户户都高兴。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皇庆三队成功以后，我召开了一次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公社、县四级干部大会，介绍北营养猪场和皇庆三队的承包经验。这样生产队长都活跃起来了。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两次试点的成功，不仅壮了农民的胆，也壮了我的胆。我对承包责任制没有顾虑了，坚信肯定能成功。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皇庆三队的经验介绍以后，嘉定县搞“承包到组”的生产队到1980年春发展到103个，但只占全县生产队的4.4％，还是少数。为什么呢？因为与饲养业不一样，种植业是农民的主业，很敏感。很多农民还是怕被说成单干，怕被“戴帽子”。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但是改革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一旦思想解放，群众的智慧就推着改革深入发展。1980年，“联产到劳”的承包责任制在嘉定悄然出现。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联产到劳”这个称呼是农民的发明，即承包到劳动力，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了，因为承包到劳动力是按户来操作的，夫妻两个你包五亩，我包四亩，但最终还是合起来一起种地。只是当时还不敢叫包产到户这个名字。我们从5个公社分别选了一个生产队，进行联产到劳承包制的试点。试点的农户一听介绍，积极性都很高，说干就干。这样，从养猪场承包试点到“承包到组”再到“联产到劳”，三个承包改革步骤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相继实施。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联产到劳”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这样做到底是否可行？很多人，包括生产队长还是有顾虑的，全县干部开会的时候就发生了争论，有的说能搞，有的说不能搞。我提议大家不要坐在这里讨论，应该下去听听实际的反映。于是，那年夏天，嘉定县县级机关、各委办局和各个公社、镇的负责人，全部组织起来，分成5个组，分别到进行试点的5个生产队去调研，去问老百姓。当时我们把那个夏天称为“不平凡的夏天”。调研前后搞了一个月。回来后我们再开会讨论，大家的口气就不一样了。认识基本得到了统一：联产到劳只会搞好不会搞坏。这样一来，搞联产到劳的生产队由5个一下子发展到785个。不过，仍有不少生产队没有动静，还在观望，但他们也不是反对，只是在动脑筋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序
嘉定县“试水”联产承包
“伤痕文学”的到来
《于无声处》响惊雷
宝钢上马
从农村回归城市
《新民晚报》复刊：飞燕重回百姓家
上海争得高考自主权
难忘1988：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
“皇甫平”文章惊天下
上海纺织业的“凤凰涅槃”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