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所以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民族复兴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是因为：（1）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道路。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了革命和改良、制度和体制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处理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不能采取社会革命的办法，去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社会改良的方式，而应当走“社会改革”的道路。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更替的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改革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改良，它是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质变，在引起社会变动的深度和广度上已远远超出了社会改良的范围。社会改革是介于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之间的社会变动，是革命和改良相统一的政治范畴。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应当走社会改革的道路，采取社会改革的方式。（2）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解决了并正在解决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世纪难题”——公有制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一难题的实质，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能否结合及怎样结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新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解决了这一难题。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使二者互相适应、实现“磨合”。（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应分两步走。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时间界限，将此以前的革命称之为“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将此之后的改革（核心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邓小平就从革命和改良、制度和体制的统一上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范畴，提出了以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思想。同时，邓小平又从世界发展的全局，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封闭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必须在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还强调，开放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开放，还包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因此，同改革一样，开放也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
第三，突出以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观。邓小平痛感中国历史与国情的落后状况导致的国民素质低下，也深切体会着新科技革命对人力资源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发展与现代化的突破口在于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要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而且要以人的现代化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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