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李帕特，1936年生于荷兰，1963年获得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政治学荣誉教授，国际著名的政治学家，新制度主义学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妥协政治》（1968年）、《多元社会的民生》（1977年）、《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1996年）和《民主的模式》（1999年）等。
　　译者简介：
　　谢岳，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6-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著有《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08年）、《当代中国政治沟通》（2006年）和《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2005年）等；译著有《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2008年）、《集体暴力的政治》（2006年）等。
　　阿伦·李帕特，1936年生于荷兰，1963年获得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政治学荣誉教授，国际著名的政治学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妥协政治》（1968年）、《多元社会的民主》（1977年）、《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1996年）和《民主的模式》（1999年）等。

　　《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作者阿伦·李帕特，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大师的又一部力作，它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和比较政治学的痕迹，但是这恰恰构成了其学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中国政治学界来说，如何将政党和选举研究赋予更加科学和国际化的意义，比较研究方法显然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但并非所有的选举制度都有这种法定门槛（事实上，大部分的选举制度都没有这种门槛规定），然而，正如赖因·塔格佩拉和马修·S.舒加特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法定门槛，选举制度的其余两个向度（尤其是选区规模）也隐含着一个实质性门槛。6小选区的效果与高门槛是相同的，两者都限制了比例代表性以及小党赢得议席的机会；随着选区规模的扩大以及门槛的下降，比例代表性与小党的机会也会增加。换句话说，法定门槛和选区规模可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相应地，我通常视这两个向度为一个变量。所有的选区规模和法定门槛都可转换成单一的操作指标：有效门槛——以全国总得票数的百分比来表述。关于有效门槛的计算方式，我会在稍后给予说明。
　　本研究所关注的第四个主要向度为议会规模，也就是立法机关总议席。雷伊呼吁人们注意这个“普遍被忽略的变量”，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将这个变量纳入到他的经验分析之中。7其他的选举制度分析家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议会规模的影响，或许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将它视为选举制度的一个外部因素，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视议会规模仅仅是根据特定选举制度产生的立法机关的特征，而不是选举制度的一个特征。然而，如果选举制度被定义为将选票转化为议席的方式，那么经过转化而产生的总议席，似乎也应该是这一转化制度完整和合理的一部分。

致谢
表格
第一章 导论：目标与方法
一、选举制度的类型
二、基本方法论
三、回顾与展望

第二章 选举制度：类型、模式与趋势
一、选举制度的向度
二、选举制度的其他四个变量
三、多数决定选举制
四、比例代表制：单选区制与顿特公式
五、有效门槛
六、比例代表制：单选区制与非顿特公式
七、比例代表制：双选区制
八、中间型选举制：半比例代表制、强化的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与多数决定混合制
九、一般模式
十、选举向度之间的经验联结
十一、趋势

第三章 比例性偏差度、多党分化程度与过半数胜选
一、比例性偏差度的测量原则
二、选票-议席比例偏差度：绝对值与相对值
三、有效政党数
四、过半数胜选的产生
五、政党、政党联盟与派系
六、比例性偏差度与政党制度的相互影响

第四章 同一个国家选举制度之间规则的变化
一、单向度变化：选举公式
二、单向度变化：有效门槛与议会规模
三、进一步的检验
四、双向度的变化
五、选举制度的内部变化

第五章 双变量与多变量分析
一、双变量模式
二、多变量模式
三、回归分析
四、合并案例重复进行回归分析

第六章 其他四种潜在的解释
一、顺序选票结构对类型选票结构
二、选区名额配置不当
三、总统制政体
四、政党间的选举联系

第七章 选举工程学：限度与可能性
一、调整比例性偏差度
二、塑造政党制度与过半数胜选
三、选举改革的五个典型机制
四、选举工程与选举制度的稳定性

附录
A．比例代表制公式
B．比例性偏差度指数与政党制度特征指数
C．数据：来源、增补、校正与澄清

参考文献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