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概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悖论的时代”。因为，我们很多美好的发展进步愿望，我们很多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努力却带来了不可预期、意想不到甚至是对立的结果（Handy，1994）。当政策制定者们强力推动一项富有争议的政策时，例如将经济发展的偏好置于环境保护需要之上，将行政效率置于效能之上，将组织目标置于个人需求之上的时候，悖论状况就会出现。在工业国家和后工业国家，尽管经济进步常常意味着个人物质的丰裕，但是，它也给国家和世界带来了大量的负面结果，如不平等、过度消费、社会分裂和疏离。由于增长和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迅速蔓延，生活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民众只能通过功能性的方式建立联系：他们缺少亲密的、社会互动的和相互信任的关系。由于人们对强化社会和各类组织机构的管理，以处置动荡、变化的企求，因而，设定组织目标被认为比民主治理、参与、人类成长和社会正义等人类价值更为重要。虽然官僚制将进步和控制社会复杂性视为是人类合作的必需的工具，但官僚组织一直敌视民主思想的发展。然而，在20世纪后期，我们见证了一些相反方向的力量，在治理、发展、变革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力图创新性地思考人类进步的目的。
建立在传统复合政治和现代管理理论基础上的公共行政，已经无法让我们理解今天的危机局面和复杂的人类现象了。进一步而言，这种过度强调管理的价值的公共行政思想主流，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民主潮流，不能解决社会冲突或者不能创造解决社会问题的坚实的生活基础。在现实的危机情形下，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创造性地让辨证的社会化进程得以觉醒——使我们有能力连接怎样、能够怎样和应该怎样的关系，以达到改变社会和行政结构、行政过程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增进社会化进程，需要提升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管理工具和技术，发展集体的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以造就更加人性、更加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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