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笑匠
马三立死了，于是中国相声死了，有人说。
果真如此，谁继续带给我们欢乐？谁继续为城市制造欢乐？
把目光移开那些说普通话的嘴，看看那些说方言的嘴——然后你笑得不行。对，这是在你的城市，那些市井中的语言高手站在城市的某处，专门用方言炮制了喜剧给你听，你都听懂了，包括所有的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你乐不可支，前俯后仰，捧腹掩口，笑声震瓦。
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方言笑匠——现实似乎就是这么乐观。你可能只看惯了说东北话的赵本山，但中国每个方言区域都有自己的赵本山。说武汉话的“武汉三鼎”田克兢，说成都话的“巴蜀笑星”李伯清，说重庆话的“制笑先生”吴文，说长沙话的“逗把高手”奇志大兵，说上海话的“亚洲笑星”王汝刚，说南昌话的“相声佬”小筱贵林，他们都把市井文化的智慧和方言的幽默搬上了文艺大雅之堂，令武汉、成都、重庆、长沙、上海、南昌等城市的文化增添了丰富性和活力。
谁敢说这不是城市文化？这恰恰是最有城市亲和力的城市通俗文化，上至鸿儒下至妇孺皆能知而乐之。谁敢说这是低级的城市文化？举凡时局世事、城市得失、街坊是非、社会万象莫不在这种方言喜剧艺术的嬉笑怒骂中熔为一炉、荡气回肠。谁在乎这是局限性非常大的偏门艺术？能娱一城之民，能贴一种方言体系所容纳的百千万人口之心，足矣。如果一位城市笑匠能以方言喜剧艺术风靡这种方言所覆盖的城市，这不是普通话的灾难，恰是汉语的福音；不是城市的文化短缺表象，恰是城市文化原创的符号。
我们需要相声，需要说方言的相声和其它搞笑的艺术，需要城市笑匠，正如我们需要城市，需要城市生活带给我们的各种便利和乐趣。
独角戏笑匠田克兢VS武汉：比正宗的武汉话更有影响力
从1971年到2001年是30年。田克兢的这30年，只有四个字：业余演员。而田克兢三个字，也因此打着“独角戏”的旗号，成为真正代表武汉地方文化的形象。有人把田克兢的“独角戏”与何祚欢的湖北评书、张明智的湖北大鼓尊为“武汉三鼎”。他的方言喜剧太厉害了，武汉市小品大奖赛的评委老师都劝他说，“田克兢啊，你莫参赛了撒，人家一听你的名字，都没的信心，不敢报名了。”
但田克兢的清醒在于，他从不准备要冲出武汉。他知道他的受众在武汉，也或许偶有更广泛的地域。但方言文化终究只是方言文化。假使因为普通话的普及、外来文化的浸染，而导致文化全球化标准化，方言文化逐渐势弱，直至消亡，一如京剧，由一种标榜的大众文化变成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他，田克兢，依然自得。因为他坚信，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假使它们有一天会像冰一样凝结，然而终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但悲哀的是，之于这些让田克兢骄傲的他的独角戏，很多时候，需要依靠电视来推广。于是田克兢在无所羁绊无门无派的自由创作中，学会了妥协。他与人创办了田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还投资经营希木大酒店。2001年，田克兢被武汉市说唱团“收编”，摘掉业余帽子，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冠冕堂皇。
更冠冕堂皇的是，有媒体开始将田克兢称作“湖北的赵本山”。田克兢说，我不喜欢。田克兢就是田克兢，田克兢不是赵本山。但是，不能怀疑的是，他的这种方言独角戏有他“尴尬”的一面，虽然很受欢迎，虽然喜闻乐见，虽然贴近生活，但是若硬要靠上什么“主题”，就会显得牵强。早期的赵本山，正是这样。
田克兢将武汉方言的天然喜剧效果挥洒得淋漓尽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的质疑是，他说的并不是“武汉话”，准确说，是被那些所谓“正宗”的武汉人斥为“乡里话”的黄陂话。但并不妨碍这因此成为田克兢的招牌。又有可爱的语言学教授著文替田克兢辩白，说，所谓田克兢普通话，是一种带有武汉方言、地域性的普通话，其影响力已甚过正宗的武汉话，因为它源自最纯粹的武汉老百姓生活。当然，你同样可以质疑这个辩白的真实。
当然，如果非要给田克兢的这种“城市笑匠”的喜剧角色总结一个概念，田克兢自己说，叫我“岔巴子”吧。“岔巴子”是武汉的方言，就是说碰到随么样的事都要去“岔”几句。不要以为“岔巴子”是贬义的，它恰恰能反映武汉人的性格：热情、豪爽、率真、话无遮拦。田克兢这样形容自己时，一定是怀着一种骄傲的情绪的，是那种被认可的骄傲。我想。
当然，这些远远还不够。田克兢还有自己的想法。或许还可以更立体点，把武汉汉派电视剧搬上荧幕，是真正的汉派电视剧。田克兢想做第一人。
散打评书笑匠李伯清VS成都：成都市井文化最鲜明恰贴的符号
李伯清对于成都的意义，相当于周星驰之于香港。成都作为西南重镇，也干脆泼辣地捧出红遍西部，特别是成渝两地的李伯清。
成都是一个市民气息极其浓厚的城市；这里霸占着市场的5张日报，完全是市场类综合报纸，多如牛毛的茶馆从早到晚都是满的，府南河边永远有打不散的麻将桌，菜市场上打扮得再洗眼的粉子（“美女”的意思）为了一分菜钱，也要和泥巴裹裤腿的农民争个叫天价响……1994年前后李伯清作为成都市井文化最鲜明恰切的符号，在永远充斥着嗑瓜子声、搓麻将声、擦鞋掏耳吆喝声的茶馆里应运而生。当时他说书的地方是设于茶馆的锦江剧场。当他散打时，所有搓麻将的茶客宁可放着清一色不胡，也要伸过耳朵来听李伯清咋个说噻话（“搞笑”之意）。其实李伯清初期说的全部都是成都人，尤其是成都男人的“坏话”——譬如爱“假打”（虚伪、虚荣的意思）、（火巴）耳朵（相当于“妻管严”）、小见八识（见识浅的意思）、小肚鸡肠或者说话土里巴叽等等，但成都人就爱听，仿佛有人挠着自个儿的痛处痒痒地别样舒坦——生意场上的老板邀着朋友来了，白领一族打着的十万火急地来占场子，社会各色闲人在场外听个眉开眼笑，就连谁家的“小蜜”也开个POLO施施然地来休闲……时来运转的李伯清火了——蓉城为一个40多岁的“小男人”、“丑男人”倾倒。
当时的李伯清，有些像初期搞无厘头的周星驰，说的段子在搞笑之余，也时时犯荤（“黄色”的意思）。譬如他讽刺女模特在浴缸里洗澡打广告——看见女模特胸口浮起两坨，仔细一看，原来是磕辛头（“膝盖”的意思）。因为格调缘故，也有不少人很反感李伯清，但后来不仅成都人爱听这些段子，相邻的重庆人听得更是乐不可支。重庆人_边听一边幸灾乐祸地说，成都人就是虚伪，“假打”，这次连他们成都人自己都编成段子承认了。
李伯清是川味语言的发明家，偏偏也有让绝大多数四川人无法理解的“低级牢骚”。1999年，李伯清突然反出祖籍成都，抛下年迈老母远赴重庆发展。这一新闻是成都媒体当年评选的十大文化新闻之一，一手造成这一突发事件的就是偌大的成都，竟然没有一个文艺单位、团体愿意收留李伯清这样大器晚成的天才，而邻近的重庆市立刻表示愿意为他办干部聘用手续，让他成为群众艺术馆的国家正式干部。李伯清于是薄酒浇地，老泪纵横，三叩成都，扎根重庆!他放言说以后再也不回成都散打了。
在重庆，李伯清的影响力明显不如成都，但他创作的新作品思想水平明显提高——散打WTO等，不过很多段子都是成都的电视台请他，又专程回来录制的——李伯清割不断他和成都的血肉联系，甚至把关门弟子“万金油”廖健也安插在成都表演。再到2002年，终于有人把李伯清又请回成都，在锦城艺术宫开起了散打专场。“食言”返乡的李伯清说：“娃儿一赌气离开了妈，如果妈都原谅娃儿了，娃儿还不回来，那不是不懂事吗？”初次登上成都历史最悠久的艺术殿堂——锦城艺术宫，李伯清使出了浑身解数。观众自然爆满，笑得满地找牙的人不少。有人说，重庆接收了新市民李伯清，成都接收的新市民却是魏明伦，都是人才与文化引进，但这种选择，重庆人更倾向于市俗化、低俗化，而成都人更偏向高雅与深沉。孰是孰非，不做论断，因为咱们的李老师还在散打着呢！（文/宋红、周帅）
言子笑匠吴文VS重庆：为城市打造方言品牌
重庆是个爱造词的城市，足坛口语“雄起”、“下课”都是重庆造，漂亮的女娃儿叫“乖”，横不讲理叫“歪”，贪污受贿叫啥子？一个字，植树造林--栽。最近网上流行听重庆农民唱周杰伦的歌《双截棍》，能把人笑翻了。
“言子儿是什么？是评书的一种，但比正统的评书市井气息更浓，具有重庆的方言色彩，称之为重庆十八怪之一。茶楼得到众多重庆知名企业的赞助，并邀请众多歌星、笑星捧场助阵。每周有‘重庆言子儿’吴文的评书表演。”——看了这家言子儿茶楼的广告，你会以为茶楼在哪？重庆？错了。它在成都成华区。
成都本土笑匠李伯清也开了一家茶馆，你会以为茶馆在哪？成都？又错了。它在重庆解放碑。
2000年，当巴蜀十大笑星之首的李伯清“远嫁”重庆之时，又爆出巴蜀十大笑星之一的吴文从重庆杀奔成都成为峨嵋电影厂演员的消息。
中国再也没有一对城市的喜剧色彩能比得上成都和重庆，弥漫于普通市民之间的那种城市自豪感令人感动，针尖对麦芒的城市口水战遮都遮不住，而且对方的市民都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城市的特点和人性的弱点。李伯清投奔重庆时，有个重庆人的多位成都同学百里迢迢地打来长途电话跟他论战，把他作为重庆的代表尽情倾倒他们“失去”李伯清的愤恨。这个重庆人比窦娥还冤，他倒觉得一口成都话的李伯清更适合跟一帮软玉温言的成都男人大摆“龙门阵”，重庆人更钟爱“重庆言子”吴文。
不懂欣赏重庆话？去买盘吴文。2001年，《重庆言子儿》一书的作者张老侃说：“把酒桌上的酒话叫‘酒言子’，是重庆人的发明，同时也得力于前两年火爆山城大街小巷的、由评书艺术家吴文、曾令弟所讲的录音磁带和电视的表演”。2002年，一位从成都杀奔重庆开拓销售市场的公司白领如此形容自己1997年在重庆南岸惠工路小摊“遭遇”吴文的经历：“一家挨一家的小摊都放当时最流行的带子，就是重庆艺人吴文正在走红的‘重庆言子’。每天我们在这条街上进进出出，每进出一次，都可以顺便听几段，有些段子非常搞笑，常常让我们在街上忍不住就笑了起来。比如有这样一段：说是一个小姐在酒吧里认识了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名字也起得怪，叫做‘路边一色狼’。”另一个不同欣赏口味的外地人有另一种“遭遇”吴文：“路过的那家CD店还是同往常一样，每天反复播放着同一首曲子，像以前的‘My heart will go on’、‘ Butterfly’，还有今天的‘Dr Jones’。有时候也放放吴文的重庆言子什么的，反正是些倒胃口的东西。不过总有一群提着一根竹子和一条绳子的人成了他们忠实的听众。”
吴文在舞台演出和音像制品频繁活跃了9年之后，2001年首次在电视连续剧中担纲主演，他演的是重庆电视台的方言剧《奇人安世敏》。安世敏是集正派、耿直、机智、幽默、躁动、报复为一身的多元化性格，很不易演，但吴文最后把自己变成了安世敏。《奇人安世敏》先在重庆首播，次月在成都播出。从此吴文外号就被人叫“安世敏”。
发誓不回成都的李伯清终究是回了成都，离开重庆发展的吴文也仍在重庆招收了数名弟子，并重操旧业在川渝两地巡回演出。
湖南相声笑匠奇志大兵VS长沙：他们的腔调就是长沙腔调
与长沙的歌厅文化比起来，敢玩会玩、大胆娱乐的湖南卫视就不算最会玩的了。能在歌厅里跑场赢得满堂彩的，上电视基本能保证收视率。奇志和大兵就是从一对在歌厅跑场子杀将出来的笑匠，一路笑倒湖南人，直至杀上春节联欢晚会。2002年的湖南长沙、株洲、常德等地，“奇志大兵会群星”相声小品晚会从80元到480元的门票卖得飞起，湖南人就认准“奇志大兵”的牌子，他们的相声里不但有发人深省的笑，还有天衣无缝的双簧，关键的是，相声里是用长沙俚语说出来的。
如果奇志大兵没有参加1998年在石家庄举行的全国相声小品大赛，可能他俩就没有以长沙普通话说相声的转型，也没有后来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机遇。但他们离不开湖南，听得发笑的人都在这里。大兵说：“我向往很多城市，但我不见得拿长沙来换。可能这与长沙的文化氛围适合我有关系，也可能是一种惰性。比如广州我很喜欢，暖和，吃在广州；深圳，阳光，总有朝气感；成都，好！天府之国。”——他喜欢的城市多少与吃有关。
迅速了解长沙人生活及市民性格的最快方式，就是看奇志大兵表演相声。在某种程度上，长沙腔调可以和“大兵腔调”划上等号。而“大兵腔调”是怎么出来的？是奇志大兵连续6年奔波于长沙各路歌厅，每天演出四场，在客人挑剔的眼光中打磨出来的。大兵不用专业与业余的概念来界定自己，而喜欢用职业和业余的概念，“国家演出团体的相声演员也是业余演员”，大兵如此说，他认为自己才是职业演员，因为不属于任何单位，靠相声为生。
至今，奇志大兵保持着一年出两个新作品、演一两百场的纪录，因此奔波于长沙和湖南各地。他们没有征服全国，但有长沙、有湖南人的喝彩，他们的长沙版相声便会一直说下去。
滑稽戏笑匠王汝刚VS上海：上海人的笑声中有滑稽戏的位置
上海人口味很挑，日韩流中的新生代和欧美风中的小资可能不会爱上上海“土特产”滑稽戏，但上海的广播和电视协同三个滑稽剧团在努力维持滑稽戏的春天。1950年代有过《三毛学生意》，1960年代有过《满园春色》、《糊涂爷娘》，1980年代又推出了《路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GPT不正常》，1990年代有《滑稽王小毛》《老娘舅》，21世纪是《阿福哥》。
王汝刚就是“王小毛”。他在江、浙、沪地区家喻户晓，通晓多种方言并有独特的方言表演技巧。问他：有人说你的作品有歧视外地人的倾向，是这样吗？王汝刚回答：“我的作品中，的确有用外地方言塑造的外地人形象。因为我刻画的多为小人物，小人物总是难免有错误的，总是会有缺点的，无论是外地小人物还是上海小人物。我想不能因为，使用外地方言就表示歧视外地人，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表现的是活生生、有个性的真实的人。”1993年他被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评为“亚洲笑星”，还因滑稽戏获得了纽约、旧金山、蒙特利尔三个城市“荣誉市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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